北宋的司马光和西汉的司马迁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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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有“千古两司马”之说，但是，这两个人除了都姓“司马”、都写了一部传世历史巨著外，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甚至再进一步说，两人无论从人品、文品、官品等各方面都判若云泥。

一、修史者的人格不同司马迁，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首先是一个耿介孤高的人，其次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不懂政治，不避权贵，人格独立，所以他修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刘向）”。他为史取材广泛，态度严肃认真，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历14年，写下了这部旷古绝今的《史记》。

司马光，他首先是一个政客，其次才勉强算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一生，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他的一生，维护道统、反对革新。他也时而抗争，但不会挑战领导的底线；他也仗义执言，但会适可而止。他是领导眼中的道德“完人”，是地主阶级完美“代言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维护者，是“体制”的最坚固藩篱。所以，这样一个人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真实？

二、修史的背景不同《史记》没有国家背景，且为司马迁个人独立完成。作为太史世家，修一部传世之作一直是家族夙愿，更是其父司马谈的一大遗愿。司马谈痛于春秋以来王道废弛，典籍散轶，临死前专门嘱托“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是子承父志，属于家族和个人宏愿，并非官方的硬性要求。

《资治通鉴》则为官修，不仅有北宋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撑，更有一个修史班子给司马光服务。宋神宗还为此拨付给司马光一笔数额庞大的专项资金，专门用于修史日常，可以说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经史典籍的相关资料应有尽有、予取予求。如果说司马迁的修史过程是苦行僧的话，那么司马光的修史过程则是官办“新马泰十日游”。

三、两部著作的经历不同《史记》从出生到面世再到传世可谓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先是武帝刘彻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对司马迁历来就有成见，所以，这部绝世大作一直隐而不发，直到司马迁死后三十年才在其外孙杨恽的推荐和宣帝刘病已主持下重见天日。但是，由于过于直白和不留情面，让历代统治阶级又恨又怕，所以它引起世人的绝对重视却要一直到唐朝时古文运动的兴起时才得以实现。

《资治通鉴》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首先，司马光是奉旨修史。俗话说“盛世修书”，像宋太宗的《太平御览》、明成祖的《永乐大典》和乾隆的《四库全书》，《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其次，它一发行就成为皇帝“教科书”，交给神宗后就得到一笔厚赏，然后大行天下。

四、两部著作的体例不同《史记》除了是一部史学巨著外，它同时还兼具文学性和艺术性，尤其是其散文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属于独树一帜。像最为人称道的《项羽本纪》，它不仅用历史风格详实地记载了楚汉相争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还以活泼、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出了“西楚霸王”项羽纵横捭阖却时不我予的经典悲剧英雄形象，其风格为历代文学家所借鉴。

《资治通鉴》则是一部中规中矩、措辞严谨的历史作品。读来像司马光其人一样学究气息浓郁，一板一眼，合丝入缝，如木之朽，如日之暮，给人以死气沉沉之感。

五、两部著作的风格不同作者人品性格影响并决定了作品的风格。

《史记》自由而张扬，处处体现着质疑和批判，既恪守着儒家的伦理，又遵从着“道法自然”，从历史和人性角度出发，不偏不倚，客观公允。

《资治通鉴》则完全从官方角度出发，处处维护正统，小心翼翼，四平八稳，对封建伦理、社会秩序不敢有丝毫触碰和僭越，真正把历史写成了一部恭恭敬敬的“帝王家谱”。

六、两部作品的境界不同《史记》，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然后才能“知行合一”。司马迁自20岁时，就从京师长安出发游历全国，数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中原、江南等大半个中国，了解风土，采集传闻，不仅得到第一手资料，开阔了心胸和视野，更造就了《史记》一书的俯仰生姿和气象万千。所以五代十国时期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资治通鉴》则属于纯粹的闭门造车，如果说《史记》是司马迁个人智慧的结晶，那么《资治通鉴》只是司马光对已有史料的汇总和篡改。

七、修史者的心灵不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修史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境界。而《史记》，则是中国史学界最后一部敢于秉笔直书的著作。

自秦以降，随着君权的逐步强化，包括史学界在内的所有人开始依附于皇权而存在，渐渐失去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史学著作也开始任人修饰和雕琢，“为尊者讳”、“为贤者隐”，处处充满领导意志，最后完全沦为统治阶级的玩物。虽然后来的史书均为后世所修，但出于“官官相护”的原因，还是美化大大多于丑化。两部著作最明显的区别是，作为当事人，司马迁把《史记》一直写到当政的汉武帝，且多有贬词。甚至作为汉帝国最大的敌人，西楚霸王项羽更被提到了帝王的高度大书特书（本纪）；而《资治通鉴》则极为“乖巧”地仅写至五代十国后周显德五年，也就是公元958年，对本朝历史只字不提，更无所谓人物臧否，“完美”地避开了可能把自己陷入“以文获罪”的坑——多么的谨慎，多么的恭顺，多么的明哲保身——所谓史学“两司马”，如此把两人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对太史公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