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浙江成立婚恋事业部，专管大龄青年脱单？

“5月17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的发布会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常务书记贺军科明确表示，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共青团将帮助大龄未婚青年找合适伴侣。浙江团省委对媒体表示，团省委将新设立婚恋交友事业部，计划下月成立，帮助未婚青年找对象。”

这个问题需要分成两层讨论：一，“大龄未婚”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问题”？二，假设这是一个问题，国家到底该不该介入、该以什么方式介入？

从个体生活方式的层面说，单身状态与婚恋状态本无必然的高下之分。诚然，对亲密关系的向往或许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在这个意义上，对无牵无拘自由自在的状态的向往同样可以是人性的一部分；许多单身人士或许因为缺乏亲密关系而焦虑，但许多婚恋中人同样会由于挣脱不了亲密关系的羁绊而郁郁寡欢。若一刀切地把单身状态视为一种较“差”的个体生活方式，将“大龄未婚”本身视为人生“缺憾”，一来是对特定人生选择的污名化与歧视，二来这种污名化与歧视反过来又会通过社会舆论压力造成单身人士的焦虑，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另一方面，若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说，有人可能会主张称：社会总体生育率是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尤其过去三十年过于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红利”的丧失，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水平，所以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有权以适当的方式调控人口水平，在生育率过低的时候鼓励婚恋与生育，云云。

然而即便我们接受这一主张，仍然不能由此推出成立“婚恋交友部”是提高生育率的适当手段（注意这时候“脱单”本身已不再构成理由，持这种主张者真正关心的是“生育”）。生育率下降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过去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外，就业与工作的压力、育龄女性在职场遭遇的歧视、通货膨胀与育儿成本的大幅提高、城市住房空间的紧张等等，都是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因素。不通过性别平权、居住正义、育儿扶助等方式解决这些更根本的问题，以便为有意愿进入婚恋关系并生儿育女的青年提供良好的环境，“政府帮忙找对象”的做法无异于舍本逐末，只会是白忙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