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70 时代报告·TIME 历史与文化 and “商君之法”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蔡靖（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陕西 西安 ）摘要：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是战国时期最典型、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政治改革，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商鞅变法重农轻商，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采取这一落后政策，更恶劣的是它开创集权苛政奴役统治先例，使得对中国历史的文明方向破坏最甚、干扰最重、危害最巨的一种治政模式从此诞生。关键词：商君之法；诸子百家；重农轻商；集权苛政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实现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也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商鞅（约前 395 年—前 338 年），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君之法”作为强国之策，实现了秦国的崛起，也埋下了终究覆灭的隐患，更对中国文化演进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开创“重农轻商”落后政策先河。商鞅认为手工业者和商人皆“事末利”，不生产粮食，把不打仗，所以要用残酷手段重农灭商，并用法律规定，将商人及家人一起，全部收充官府，罚做奴役，强征入伍送到前线，致使秦国的工商业经济全部消失，造成了秦国经济单一、市井不繁、农商对立的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鼓励农耕和抑制工商的政策，使得有财力的商人不得不息商务农，通过兼并土地而将资本转移到农村；而一些精明的农民为了摆脱生活贫困，在前线英勇杀敌、屡立战功而获封爵、封地，因此，一批新兴的地主阶层快速形成。这两股势力造成了那些因耕作不力而变卖土地后一无所有的大批无产农民。由于工商之路不通，他们的谋生之路只能依托土地而成为佃农。结果，虽然国家赋税没有减少，但是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却愈演愈烈。再有，因为初期通过战功而获得土地的机会，在后来是越来越少，即使获得土地，要想保全土地的代价也越来越大，而且限制工商不仅萎缩了私人工商的发展，断绝了他们的财路，同样也断绝了依托工商而获取索贿财富的官僚贵族的发财路径。这种局面不仅危及到官僚贵族集团的利益，也危及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就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同样也危害了农民的利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商鞅变法对后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落后政策，产生极具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制造集权苛政奴役统治先例。商鞅变法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他的目标是极为明确的，那就是要通过严苛的手段，促进耕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严刑酷法，强化君主的绝对统治权力，把人民都变成会说话的牛马，完全处于绝对服从和愚昧麻木状态，把秦国改造成为一部战争的机器，成为一个战争的巨人。

这种政策，与现代的军国主义政治，如出一辙。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里说：“我时常寻求，哪一个政府最符合于理性。最完善的政府，我觉得似乎是能以较少的代价达到统治目的的政府⋯⋯如果在温和的政府之下，人民驯顺，不下于在严峻的政府之下，则前者更为可取，由于它更符合理性，而严峻是外来的因素。”这已经是今天文明社会的一个常识。商君掌权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乍听起来令人神往，可那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乃至“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弃灰于道者被刑” [1] ⋯⋯如果百姓把灰撒在路上也会受刑，则“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奇迹又有何可稀罕、可称道的？不仅如此，只怕我们心中还会忽然升起一股巨大的恐惧感，似乎那表面平静安详的社会气氛中处处潜伏着危险、横祸和杀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在这样一种气氛底下感受到安全和幸福的，无论它是否已将犯罪现象消灭得一干二净！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开一个非常坏的先例，即为铁桶统治。在他以前，中国固不乏昏君佞臣，像纣、幽、历、晋灵公、屠岸贾之流，但好歹只是以个人之恶祸国殃民，自商君之后，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

它未必会以昏君佞臣式的个人暴虐体现出来，却上升为体制性的暴虐。以往，遭殃的往往只是某个忠臣或某一不幸的家族，不足以构成社会性威吓和钳制，而商君发明的连坐法却终于使每个角落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这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项发明。他还鼓励和强制推行告密，“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 [2] 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告密时代”，会是怎样一幅令人心惊肉跳的景象。但商君给历史作出的最恶劣的示范，其实是以言治罪：“令行于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3] 可以肯定，商君之“治”十分看重对人的精神的压制和奴役，中国政治、人性由此所受的损害怎么估量均不为过。中国先秦思想中，幸而有一种比之于大多数古代文明更富理性的“圣人—仁爱”社会政治伦理，它虽不具有现代民主精神和理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算是比较开明，比较不野蛮，比较关怀民权，比较能自觉抑制历史中“破坏性”之恶的一种社会架构。及至春秋战国，社会大乱，变数激增，原有的周礼在新的时代因素面前已嫌陈旧简单，不敷所用，所以诸说蜂起、百家争鸣，各种探索性思想纷纷提出，但以民为本、与民为善、惜民奉道仍是思想主流，无论孔、老、墨、庄、孟，各家社会理想或有别，治国方略侧重或不一，但都是在为一个更开明的社会而努力。

只可惜在那样一个争霸为上的乱世，社会注定屈从于对强权的渴望和这种渴望背后的功利原则，理性的思想和学说因无法满足之而为权势者所鄙弃。商君初见孝公，亦优孟衣冠效仿主流思想以“王道”说之，后者竟昏昏睡去。但商君之非孔子正在于此，他不可能处处碰壁、历尽坎坷犹衷心不改，相反，作为天生的投机家，他极快转换了话语，改以“霸道”进言孝公，双方此时一拍即合，而对中国历史的文明方向破坏最甚、干扰最重、危害最巨的一种治政模式就此诞生。总的看，商鞅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制度改革取得实效的事件，尽管它实现了秦孝公富国强兵的意图，对下使民众得到了暂时的富足，但其主张是以暴力和欺诈手段推动，用严刑峻法压服人民，实行专政愚民统治，具有反道德的本性，秦统一六国后 15年即覆灭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证明，正义是最强力量，民主是最大政治，只有建设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和和谐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注释】[1]商 鞅 .商 君 书 [M].北 京 :中 华 书局 ,2011:119.[2]商 鞅 .商 君 书 [M].北 京 :中 华 书局 ,2011:47.[3]司马迁 .史记·商君列传 [M].北京 :中华书局 ,2013:237.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