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厂破产之前，我们的工厂就这样苦撑了三年

难忘的1997年春，这是我们厂破产的日子。

这个春天，阳光失去了明媚，鸟语和花香无法拨动我们的心弦，一切自然美景在我们面前发生了晃动，景犹在，只是心境改。

我们被迫离开机器，无奈跨出厂门，心中吟着离歌，苦愁满肠地泪洒御甲归宅路。没有经历过下岗或企业破产的人是无法感受到它在心灵路程上所产生的恐慌和凄哀的。

机器啊，机器，你似我们的衣食父母，又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精华，我们的社会位置，我们的生命价值，全在你面前展示。我们相拥着在一起几十年，今朝拆散分离，怎不一个“思”宇，又怎不一个“忧”宇。厂房啊，厂房，你是我们的国土，你是我们的王国，你是我们的第一个最亲近的家，因为我们在自己个人的小家里的时间，没有在你这个大家庭里的时问长。

厂里的每一个车间，每一面墙壁，每一个角落，厂内路面的每一颗石子的位置方向，我们都记得如此清晰无误。今朝要忍离而去，怎不当一个“悲”宇和“忧”字。要问我们几多忧，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

到了已是鸟尽人走，厂老地荒的地步，不堪回首的日子今天再回首一下吧。

我们厂是一个老手工企业，从1954年社会主义合作化开始建厂。老一代的师傅们从家中带来了机器、桌凳，组成了合作社，当时只有十几人。到上世纪80年代最辉煌时，全厂拥有800多人。我们生产的产品曾出口到世界各地。我们在轰轰鸣的机器上操作时常有一种兴奋和自豪的陶醉感，我们以国家主人翁之态认为，我们这双手不但为社会主义创造了财富，同时又支持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我们常常拥有工人阶级真伟大的自我感觉。

自从改革开放的经济体制发生变化以来，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就像航进了市场的死港一样。它像一艘超載而又抛锚的破船，年年效益下滑，出现赤宇，月月亏损，失去了生命力、生存力，更没有了自救力，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慢慢沉没直到自灭。

我们大批的工人被迫从机器上撤下来，发配回家，重新去谋生存之路。

过去的劳模、英雄成了新的待业人员。我们为失业而惊慌，我们为温饱而惆怅，我们为孩子能否再坐在教室的课桌上而恐慌，我们为现实的景象迷茫而又彷徨。我们的工资袋在渐渐地干瘪下去，赖以生存的工资袋月月和我们相见恨晚，次数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干脆执行隔离政策，使我们半年不得相见，每月80元的生活费还欠了我们8个月的。

我们无法寻找，我们无处呼唤，我们只能无奈地惊颤。阳光啊，何时能给我们广大亏损企业的下岗工人一点点，让我们也能有点灿烂、灿烂。

我们的工厂就这样在霜晨寒月中苦撑了三年。三秋过尽，最后在1997年春，这个建厂有40多年的企业最终被染上了无经济效益的病毒癌症而寿终正寝了。厂没了，鸟飞人走，大家各自去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和出路去了。

其实，我们厂在没有破产之前，我们全厂职工和领导也都尽力、尽心、尽智地想救活我们这个厂。厂领导几次召集智囊团献策献计，希望工厂能转亏为赢。广大工人也都流尽汗水去干。最后仍没有战胜经济病毒，我们的厂还是重病缠身，延喘一段时间也就不行了，气数尽了。

为了不让我们的工厂倒闭垮台，我们广大职工和厂领导一起浴血奋战的岁月和经历让我们终身难忘。

为了能挣到一点买米的粥钱，我们曾经连续干过36个小时不离开机器也不准回家，家人也不许到厂内探视。有厂门卫把岗，一个年轻女工的婆婆在家带七、八个月大的小孙子，因孩子无法吃奶，哭闹不止，老太太心疼无法忍受，大闹失控拼杀进了厂内直沖车问，当看到眼前的儿媳工作环境和状况后惊呆了，立刻变成了另一种心态的哭泣。

当时是三伏天，室外气温在37、38度，而车间内是几百人在一起正做着一批有棉花有线毛的出口产品。人体发出了大量的体味和热量，几十个小时没休息、没洗澡、没换衣服，电动机器运转了几十个小时散发出巨大的热量，简陋的电风扇已经转了几十个小时，扇出的全是热风，棉花绒毛满处飞扬。工人们个个已筋疲力尽，脸色有的发青、有的发黄、有的发白，好像感染了瘟疫一样。

这时老太太大声地买喊着：“我的孩子，我不知咱的钱是这样挣来的，妈妈以前错怪你了，妈妈没有理解你，从今往后你在家里，我再也不会让你干家务了，你只管去休息去睡觉，小孩的事全不要你管了。”

这样的连续作战干活是经常性的，并非只偶然一次，因我们干的是出口产品，有时一批订单量很大，要货期很紧，如果我们不接单就会被别人抢走，接了就得按期完成，否则要有赔偿金。

我们厂的生产力有限，只能让工人不分日夜24小时连轴转。

当然我们工人中也有家庭生活富裕一些的工人，不想这样玩命地干，想临场逃战。但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流水线式的，一人一道工序，每个岗位都要有人才行。为了确保岗上有人，领导定出了不合乎人道的厂规厂法：只要不在医院打氧气就得来上班。许多工人只得在医院打完盐水，拔掉针头由家人扶送到厂里来。

工人们时常向领导发问，这样做是否合乎劳动法，厂长日：“上边领导只发红头文件，又不发人民币，钱，还得靠我们自己想办法去挣，劳动法是无法执行下去的。”我们工人也无言可答。

我们也看到厂领导也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地干，甚至比我们还辛苦。有的领导还从家里拿出钱给厂里买机器配件和一些小工具。我们是一个船上的难民，他们劳力又劳心，我们又能抱怨什么呢。这样也就相互理解了。

我们就这样拼死拼活地干，仍然是亏损，红色赤字始终包国着我们的企业。后来订单没有了，我们挣不了钱了，全厂都回家待业去了，直到 1997年春正式宣布破产。

花开花落几曾时，今日花开又一年。若干年过去了，我们厂从破产到现在已有很多年了。我也退休在家好多年了。因我仍然在本市生活，仍居住在我们故厂附近，在街上能经常见到一些老同志、小同志，还有我们上一代七、八十岁的老师傅们。我们见面都亲切地询问着个自的现状和我们其他同事的现状。我们惊喜地发现：工厂倒闭以后，大家都虾找虾路、蟹找蟹路、各自显神通，各自用其智慧都有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有的自己创业当了老板，有的跑商品经销，有的跑保险业务，有的帮人打工，都说比以前在厂里的日子好过多了。大家每月从社会养老金发放处准时领出养老金，钱虽不多，但也够用了。让人最大的安心是能准时领到了，不像在厂里时经常不开工资。

我这些年来，因孩子已长大成人，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事业上也很有成就。艰苦的童年生活环境，使他们比同龄人成熟得更早，让他们有了努力读书，要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和动力。

我的大孩子在上海同济大学博士毕业，现在高校当老师，事业上发展得很顺利，当然经济上也有了显著的改善。我的二孩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毕业，现在也在高校工作，经济稳定、生活富足。我们家再也不为买米的粥钱而发愁了。

我的子女为我买了高级商品房，使我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了。我没有了家庭负担，开始了我老年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上了老年大学，进入了我们老年人自己的乐园，结识了许多朋友，亲如一家人。十年的老年大学生活，让我实现了我年轻时无法实现的爱好。我学会了弹电子琴(已过六级），学会了弹古箏（已过六级），学会了吹葫芦丝。又学了古汉语、诗、词、散文，这使我的文学修养大大地得到了提高，我常常把对生活的感悟，用小诗文表达出来，经常得到周園人的称赞，心中乐滋滋的。

我咋老年大学又学习了国画、书法，还参加了好几个国画,书法协会，我现在是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香港国际书画名家协会会员，我的书画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类奖项，经常参加各种书画展览、比赛。我的作品还能经常荻奖，真让我高兴极了。还有人向我索画，当我在别人家中看到自己的画,装裱后挂在室内起到了美的装饰作用后，我真地有了骄做感、自豪感，原来我还可以成为这么一个有情趣的人。

生活内容丰富多彩后，精神上也丰满了起来。过去的艰辛换来了今日的祥和生活。

工厂倒闭以后倒像似病树前头万木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味道。我有时侯也到工厂旧址去看看，一点也没有万古唯有楚容悲的影子了。

在我们工厂的旧址上，开发商盖起了黄金地段的高级住宅楼，有近30层高。因我们的厂址是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周围都是楼外高楼连高楼，高级商场，大型超市紧连一片，好一派繁华商业区。歌舞厅的音响能开多大就开多大，天天无时休。走在大街上的行人，尤其是年青人似乎有种暖风吹得游人醉的模样。

真是一派繁华、热闹、欣欣向荣的景象。

作者：苏智芳，女，退休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