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鲁迅的父亲

1939年1月17日，在北京的德国医院，一位年近52岁的中年人，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这位突然故去的，名为钱玄同，他的头衔可谓是数不胜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新文化运动先锋、北京大学教授……

然而，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是我国核物理专家钱三强的父亲。

钱玄同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62岁了，大哥都已经34岁了。

因为是父亲老来得子，所以父兄对钱玄同的管教从小就比较严苛。

即便在他12岁时，父亲离世，他的兄长对他的教养也从未松懈。

所以，钱玄同从小耳濡目染的便是古典经、史、子、集等传统的中国文化。

但是在他成年后，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进步人士，对传统文化开始持否定态度，批评的言辞也最激烈。

他的转变，是从对晚清朝庭的不满开始。

16岁那年，钱玄同从友人方青霜那获得了两部书。一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另一部是邹慰丹的《革命军》。

映入眼帘的“革命军”三个字，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匆忙拜别，回到家里，挑亮油灯，和衣倒在床上详读起这部书来。

读完后，钱玄同对章邹二人的主张十分地赞同，连呼：“有理，有理！”。

此时的他，对清庭的态度由不痛不痒转而十分地嫌恶、鄙夷。

1904年的一天，钱玄同便叫了一个“剃发匠”，闭门勒令“剃发匠”剪掉了自己的长辫，以示对清朝、对封建的坚决抵制。

那一年，钱玄同17岁。

后来，钱玄同东渡日本留学，在此期间拜章太炎为师，后又拜师崔适，成就了他较高的古文经学造诣。

但是在古文和今文的选择上，他选择的是后者，并成为了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1915年，以陈独秀、胡适为主导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创办了新文学杂志《新青年》。

钱玄同虽不是开创者，却是可以被称得上“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的人物。

《新青年》杂志是文化改革的主要阵地，不少先进知识分子都受邀来稿，旨在宣传新思想、新道德。

钱玄同后来做轮流编辑时，便努力地物色有才识、有进步思想，符合杂志宗旨的人投稿，这其中便有鲁迅。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时，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此时的鲁迅对文学创作兴致缺缺，也并不怎么上心。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原本是医学院的学生。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弃医从文，立志用笔杆子唤醒愚昧麻木的国人。

然而此时面对国家羸弱，外强欺辱的现实，鲁迅觉得医学救不了中国，写作也救不了中国，觉得都没有什么意义。

回国后，一边上班，一边抄写石碑，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

这些钱玄同都看在眼里，但他始终认为这位昔日同门，绝对是思想上的大家。

钱玄同（右一）1920年参加苦雨斋聚会

于是，他劝说鲁迅进行文学创作。

钱玄同说：“我想，你可以写点文章”。

鲁迅答：“如今的中国就好比一个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如果有人大嚷起来，只唤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 ，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立即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一语惊醒梦中人，简短的一句话，切中要害，真正击中了鲁迅这颗几近死灰的心，让他重新有了希望。

接下来，鲁迅在热血澎湃的状态下，完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

钱玄同和刘半农摄于孔德学校

随后，从这一年的这本小说开始，鲁迅以鲁迅为笔名，完成了更多针砭时弊的惊世作品，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近代文坛大家—鲁迅。

怪不得后人总说，如果没有钱玄同的鼓励和敦促，可能就没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没有如此响当当的名声。

如此看来，钱玄同确实当得起鲁迅的伯乐。

当然，他们后来关系的交恶，一方面是两人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和他们看人、看物的理念不同，这里就不做过多的陈述了。

说回钱玄同，他在《新青年》的贡献，除了让鲁迅写了一部小说外，另一件事更为后人乐道。

那就是他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合作，唱了一出“双簧戏”。

刘半农

《新青年》创办的目的是推崇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文学改革。一开始，虽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宣传，但杂志的作用和反响并不明显。

于是，就诞生了借“双簧戏”炒作。

王敬轩用旧派学者的口吻攻击白话文、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等一切新文学主张。

同时，还高度赞扬了当时桐城派古文家的林纾，对其溢美之词更是不吝笔墨。

而另一位“双簧戏”的主角刘半农，则针对“王敬轩”的言论，逐一予以辩驳。

还严厉批评了以林纾为代表的那些守旧派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

双方均是言辞激烈、相互攻击对方的主张。

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毕业合影，前排左二为钱玄同

最后，经此二人这么你来我往，加入这场骂战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也包括这位被动卷入其中林纾。

1919年，林纾先后在《新申报》上发表了《荆生》和《妖梦》两部小说，来影射新文化运动。

在文中，林纾斥批钱玄同他们是“覆孔孟，铲伦常”，言辞犀利，责难之意甚笃。

如此，林纾的谩骂攻击之词，正中钱玄同、刘半农等推崇新文学之流的下怀。

他们需要真正的“敌人”出来掺和，只有这样，才能引起社会关注，才能达到改革、宣传的目的。

显然，《新青年》获利颇多，也达到了目的。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不少进步人士，在不断地寻求改革的路，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激烈不在少数，钱玄同当属其中之一。

1934年合影（前排右二是钱玄同）

只不过，改革激烈、偏激的程度，如钱玄同这般极端突出的不多见。

陈独秀主张：“力主推翻孔子，改革伦理，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这点钱玄同是赞成的，但他还认为“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一次，大学以“论文学革命”为主题的交流会上，钱玄同就在现场直接提出：“中国想要发展，必须先废除汉字”。此言一出，台下一片哗然。

钱玄同却平静地解释道：“世界上各文明、各民族的文字，大多经历一个从表形文字到表意文字，再到表音文字的进化过程，而汉字是表形和表意的文字，因此，必须废除”。

那么在他的观点中，始终认为表音文字才是人类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如罗马文字。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钱玄同

台下的学者、学生，都纷纷谴责他数典忘祖、乱国坏俗。

钱玄同却大声反驳道：“不下点猛药，中国还怎么前进！”

而后，更是喊出“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的口号，他的这种偏激言论，放在今天都很难被理解。

而且，钱玄同的偏激言论还不止这一件。

他还曾经说过：“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大概在年轻气盛的钱玄同心里，认为年纪大的人迂腐专制、不知变通。

1927年，40岁的钱玄同，就为他曾经关于“四十就该死”的言论又策划了一场“闹剧”。

转年，钱玄同便计划在《语丝》周刊上，做一期《钱玄同成仁专号》，还广邀身边的朋友写祭文、挽联，以表达对他这个“死者”的哀思。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

胡适写了一首白话诗调侃他，同样言辞犀利的鲁迅更是直接讽刺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档辩证法。

今天，我们也许无从知晓钱玄同看到这二人的诗作后真实地反映，是生气？是不语？但结果肯定是一笑了之。

后来，由于北方时局变化，《语丝》周刊没有发表，被南方一报纸刊登了出来。

不明所以的学生、文学界同仁纷纷致电哀悼，着实是他自己自导了一出闹剧。

关于这次自己“成仁”的营销，也算是在意外中达到了目的。

言论偏激算钱玄同的一个特点，那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幽默。“幽默教授”的称号就源于他课堂上。

钱玄同拍摄于1936年

他的幽默胜在口才好，思维敏捷。加上他的文学底蕴本就深厚，授课时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方式很受学生们喜欢。

有一次，在授课时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时，他就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

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

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贵姓？”，“姓伍”，这类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她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

钱玄同的书法

难怪自称“我是钱玄同最不成器弟子”的张中行，在回忆录里说，在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中，若以口才论排名，第一是胡适，第二是钱玄同，第三是钱穆。

钱玄同的幽默，不仅仅在育人授学上，在生活中，也不乏幽默机敏的时刻。

1931年，44岁的钱玄同依然活着。一日，钱玄同与黎锦熙闲话，却表示要出一本诗集：

“于某和虞某共出一本唱和诗集子，名曰《于虞吁喁集》，我也想要出一本《四四自思辞》，此后每隔十一年出一本。”

黎锦熙笑着又问：“那你55岁时打算叫什么？”

“55岁当作《五五吾悟书》，至66岁称《六六碌碌录》，77岁为《七七戚戚集》。”钱玄同一本正经回答着黎锦熙的问题。

人生悟在知天命，耳顺之年当回顾忙碌的一生，古稀之年确有忧惧死亡的心态。这双声叠韵的书名，实有一番传情达意的趣味。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书并没有出版，此事也就只能当成一则名人逸闻来了解钱玄同的幽默了。

如今斯人已逝，今人对钱玄同的评价或偏激、或幽默、或恃才傲物，其实都不足以概其全貌。

实际上，我们更钦佩是他在山河凋敝，内忧外患的国情下，有一颗勇于思变、改变、求变的精神。

确实，钱玄同对于“中国要发展，必须废除汉字”的主张，肯定有失偏颇。

但他在中国文化改革上的许多建树，远不止如此。

比如，他提出文章书写须有新标点符号（中国古文献、文章，是没有断句的，不利于大众阅读）、行文应该自左向右、推行使用阿拉伯数字、推广简化字等等，哪一项又不是惠民至今。

交友待人上，他效法古人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的“疑古玄同”，被鲁迅讽刺，虽生气，却也不过说以后不见就是了；被钱穆讽刺，亦不过说：“我儿子很相信你说的话，不听我的。”

而钱玄同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也是一位为中国发展无私奉献和奋斗的一位，只不过父子俩是在不同的领域。

钱玄同之子钱三强

实话实说，进步刊物《文献》发表的《悼钱玄同》评价他是：“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是最合适不过的。

52岁突然去世前，钱玄同正在为李大钊子女去延安的路费而四处忙碌。或许正因为如此，终究是让本就不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才出现开头那一幕。

一切来得太突然，来不及留下片语，留下的唯有他曾经的事业，后人获得的是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