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四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借款入手，芬利和雅典人的思想习惯有关

文/正又直

编辑/正又直

前言

公元前5世纪后期，一位无名的“老寡头”声称，没有哪个城市是不需要进口和出口的。”他的话与雅典古代的社会情况十分吻合。由于人口众多，当地粮食产量有限，生产和生活的需求与日俱增，雅典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粮食、木材、奴隶以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最艰难的时候，雅典也需要2000多塔兰特的进口。对于阿提卡来说，地形崎岖，海岸线漫长，港口众多，货物的进出都要走海路。

海运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资金、人员和物资三大因素。德谟斯梯尼宣称，贸易融资大多靠借款，"海上贸易商不需要自己出钱，而只靠借钱；一旦债主收回了借款，所有的商船、船主和商船就无法再出海了。

欧美各国学者对海洋贸易信贷的特点、消费特点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将资本用于分散贸易风险、维护外贸正常运转的观点；另外，它们还普遍削弱了海洋贸易贷款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对雅典古代海上贸易的借贷方式、供给者、借贷利率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但是，相对于其它借贷方式，它的本质特点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这是因为有关希腊海上贸易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时期的碑文和法院的诉讼用语；另外，由于雅典的非农业经济最为繁荣，借贷活动最为频繁，各种借贷的特点在公元前4世纪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从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借款入手，探讨了信贷货币的使用、土地和资金的流动以及贷款的生产性，探讨了其基本特点；由此可以窥见当时雅典的信用体系。

一、信贷货币在我国的应用越来越普遍

芬利曾经说过，在古代

“货币即金属钱币，此外别无他意”;“就本质而言，货币不过是经过打制加工的金属，古代社会既无信用货币，也无可以转让的票据”。

汉弗里斯直截了当地说：

“古代钱庄缺乏现代银行的一项基本功能，即创造信用。总之，“信用创设手段和机制的缺失是古代经济无法动摇的基础之一”。

芬利和他的同事们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首先，雅典在古典时期，没有钞票，很少有其它的货币象征；

其次，与现代相比，古代雅典人更多地接触到了金属货币，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感觉到，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容易理解硬币；

最后，雅典人在海上贸易和贷款中，很难找到承载信贷的支票、期票、债券等载体。在日常的贸易中，金属货币的流动是最大的。

而且，这也和雅典人的思想习惯有一定关系。在他们的眼中，付款凭证仅仅是一项由顾客向银行下达的付款指令，并不能表示付款的结果；只有在现金付款之后，法律才会承认该交易的效力。

那么，雅典四世纪的海运中有没有信贷货币呢？因此，必须对信贷货币进行定义。信贷货币被普遍地理解为“以金属货币为主要的支付工具和流通工具，反映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信贷关系”。

芬利认为，“因为古代没有国际银行，没有国际贸易，只有最简单的交易方式，所以，信用货币就不需要了。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并不一定会使用现代的信贷工具，他们很有可能通过其它途径来达到信贷的目的。

科恩相信，在公元前4世纪，城邦所发行的象征货币，零售赊销和钱庄的储蓄，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这种虚拟货币的产生，极大地提高了金属货币的流通能力，从而形成了一种信用货币。

实际上，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海洋交易中，信贷货币的形式已经变得更为丰富。

首先，采用了担保函，实现了异地付款.担保书，又叫保函，是一种由担保人根据申请者（或被称为受托人）的要求而出具的无条件或有条件的保证书；如果申请者没有完成某项具体的义务，则保证保证人能够履行相应的责任。

雅典四世纪的海上贸易借款中，也有类似于担保函的操作。

除钱庄以外，有时还可以由个人签发担保书。阿波罗多洛斯在担任船长时，为了支付船员的薪水，他用一块三十明纳的土地作抵押，从特拉叙罗库斯和阿尔切尼俄斯那里得到了一笔钱。

不久，波利克勒斯从阿波罗多洛斯手中接过了指挥权。

由于阿波罗多洛斯提供了船上所有的设备，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请波利克勒斯向特拉叙罗库斯和阿尔切尼俄斯支付30明那的款项，以赎回阿波罗多洛斯所作的财产。

因此，当波利克勒斯抵达赫勒斯滂海峡时，他就可以利用阿波罗多洛斯提供的战舰设备了。

这说明了在雅典，公元前4世纪，当银行需要提供担保时，必须以银行的存款为先决条件；个人的担保通常基于血缘或直接的利益。

在保证书生效后，申请人可以得到保证人所提供的相应金额。对于申请者和第三者来说，提供担保的方式不仅可以避免携带大量的金币所带来的风险和不便，还可以通过实物作为媒介来进行直接交易，从而降低了使用货币的数量。担保书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其作用毋庸置疑。

根据阿波罗多的说法，每个银行都有一个规则，那就是在钱庄存了钱，就可以让银行把钱交给他指定的人。

若有请求，银行将开出，并注明贷款者的名字及付款人的名字。庄认识付款人，在他来的时候可以提款。庄某不认得这人，须在凭条上写下见证人及付款人的名字。

付款方法仍然需要被付款人本人去，虽然与直接付款的支票付款有差别，但是在付款时，已经把款项转换成了银行的信贷货币。在这里，付款人和支票付款是一样的。

以上事实说明，公元前4世纪雅典地区的海上贸易借贷，以钱庄为主要业务的信贷机构，利用银行提供的担保函，进行异地付款，银行间的第三方支付，以及银行内部的不同客户间的资金转移。

“信用货币没有任何价值，但可以作为货币的流通。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来兑换现金，也可以用现金或者其他方式来兑换。”

以上所述的付款方法，不仅保证了交易的安全、方便，还扩展了支付的范围，减少了流通的金属货币，扩大了贷款的范围和规模。

二、土地和融资的“樊篱”正在瓦解

芬利相信，在贷款和土地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樊篱”。希腊城邦的居民拥有自己的土地，除了一些特别的条件外，其他的人是不能拥有土地的。

而非公民则是资金的所有者和发行方。在给市民提供贷款的时候，一般人是不会把土地当作贷款的。因为如果作为公民的债务人不能偿还贷款，那么作为抵押的土地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就导致了，非居民的多余资金和市民的资金需求之间缺少了交流的渠道，这就造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古代经济》一书中，芬利用富有的外国人、演说家吕西亚斯的父亲基法鲁斯对以上的看法进行了阐述。

他说：「基法鲁斯不能拥有农场、葡萄园，连租住的房子也不能拥有，因为他没有权利把钱借给雅典人。相反，雅典的居民也很难从非公民（他们是主要的金融提供者）那里得到贷款。

“这道屏障是一道阻碍经济发展的屏障，但这道屏障被法律所认可，并在社会阶层中得到了加强，这就造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不能被打破。”芬利所强调的土地和融资的“樊篱”，在古希腊经济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由于资料的不断丰富，研究的不断深化，芬利的理论也开始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米勒认为，在代理的帮助下，外国债权人和公民债务人之间的借款交易是有可能的。在对雅典四世纪的银矿租赁、公共土地出租和土地抵押债务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谢普顿指出，雅典的经济比芬利的贷款方式更具活力。

科恩通过仔细阅读原文，深刻地认识到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社会的两种运行方式：“显性经济”与“隐性经济”。在“隐性经济”下，富人们为了躲避税收、公益捐助，避免财产交换和泄密，被迫大量集中财产，如金、贷款等动产；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

学者的研究虽有相对单一、受社会制度影响等缺点，但总的来说，他们、土地和贷款的“樊”是一条纽带，各个部门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在借款期间，土地和黄金的交易看起来更为频繁。

应当着重指出，虽然以上所述的证据并不充足，但在海洋贸易中，有些非国民在获得城邦的特权，并向城邦交纳附加税收后，获得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所有权，因此他们有理由将不动产抵押给其他公民；

其他非市民则通过银行或个人的名义，将土地与贷款的资金直接或间接相关联。

总而言之，在雅典，那道把市民拒之门外的“樊篱”已经破烂不堪，摇摇欲坠。谢普顿强调，由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再把民众同资本借款分开是毫无意义的；同理，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说，他们只会做一种特定的工作，这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

以上的研究再次证实，在社会经济领域，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经济部门的资金借入，存在着一道“樊篱”，这一障碍正在被打破。

三、海洋交易中的借款，其首要目标是赢利

芬利着重指出，在整个古典时期，只有两次贷款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与芬利的观点相似，米勒搜集的关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借款的资料中，只有八项大致可以归入“生产贷款”，在雅典，在古典时期，非正式的互助贷款是以支付嫁妆或接受各种公共捐赠的方式为基础的。

让人困惑的是，芬利和米勒在谈论贷款性质的时候，把经常出现的海上交易贷款排除在外。芬利着重介绍了海上交易中的担保性质。

米勒把重点放在了这种贷款的对等和消耗上，他说，这是因为古希腊没有发明出一种复式记账方法来比较利润的高低。马卡夫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古希腊的投资和收入是相当清楚的，因此，复式会计并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米勒自己也承认，雅典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向他们借款的。但是，他们反复强调，这只是一种“特殊”和“例外”的现象，在古代，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是“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

夏普斯的解释，在生产性和消费性方面，看起来更具弹性。他指出，在雅典，不仅存在着以维护社会地位、维护社会地位的消费信贷，而且存在着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性借贷，而对各种类型的借款者的需求也各不相同。

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社会两极的农民和贵族都不需要生产贷款，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进行盈利的生意。而居于中间的中产家庭，则期望借钱来从事手工业的生产与交易，以赚取利润，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所有的产业中，最大的、最明显的是为了赚取利润的借款就是海上贷款。所以，以海上贷款为代表的生产性借贷，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其影响力也许要超过夏普斯的努力，而且在整个借款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大得多。

生产贷款的频繁出现并不令人惊讶。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了大量的借贷，并在市场和国家间进行了更大的交易。

在商品化、货币化的社会经济中，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地赚钱。在狄奥多图斯兄弟，瑙西克拉特斯，德蒙，安多基德斯等人的活动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在海上进行投资以获取更大的利益。狄奥多图斯和狄奥格两人在海上做了多年的生意，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贷款。

狄奥多图斯死后，他得到了7塔兰特40明那的海上贸易贷款，他的兄弟狄奥格同在亚德里亚海以100美元的利息向他提供了两个塔兰特。

雅典人瑙西克拉特斯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借给了别人做海上生意；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向他的监护人提出了一项起诉，要求他的监护人支付80兰特的赔偿金。虽然这里面包含了贷款的利息和相应的补偿，但从这一点来看，他在这方面的投资应该是不小的。

斯提芬诺斯是阿卡奈人，他是商人阿里斯托库斯和福尔米奥的代表，在海上放款，赚了一大笔钱。安多基德斯生于雅典的门克鲁克斯，由于亵渎上帝而被放逐；在流亡时期，他当了一名船主和一名生意人，靠多年的生意赚了一大笔钱。

就像夏普斯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人们对利润的强烈渴望意味着生产性贷款是不可避免的。如同非生产性贷款，雅典传统的贷款方式就是生产贷款。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分析认为“货币的发明，特别是硬币，使人的思想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古代雅典，举债是最普遍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欧美的主流学者虽然经常举债，但是对古典时期的雅典信用体系的原始性质却是相当重视的。芬利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对古代社会中的信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在米勒、赫尔曼等人的不断完善，对我国古代社会信用制度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研究。芬利和他的信徒们相信，在古典时期，雅典最主要的借贷方式就是以消费为基础的互惠贷款。

在本质上，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借款本质上是非体制的，不能持久；贷款中没有公司，也没有真正的伙伴；代理制度还处在发展初期，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会产生。

从分类上来看，“在古典时期，最主要的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贷款，而这些贷款，几乎都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赎金、罚款、丧葬、食物短缺、赋税、公益捐赠等等。

从期限上来看，主要是短期借款。这是由于短期贷款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快速获取巨额回报，同时也帮助借款人尽快履行其在社会上的责任。

尽管芬利注意到，他的调查没有涵盖小额信贷和海上信贷，但是他强调说，“尽管不那么严格，但它们依然保持着上述特点。”芬利的信用结构理论源于他对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的理解。他强调，“从体制上来说，制约货币和土地相互作用的最大障碍是公民的土地所有权。”

参考文献：

陈思伟:《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的几个问题》

保罗•米勒:《海事贷款与公兀前4世纪雅典的信贷结构》

王成稼、王继祖:《中国大百科全书》

德谟斯梯尼:《演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