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1日，淮海战场杨围子战斗

被中野部队围得铁桶一般的杨围子南部有一块面积不大的洼地，这里丢弃着一些没有弹药的大炮和没有汽油的卡车，炮车的轮胎和车厢上的木板早就被士兵们拆去当燃料了。
按照国军军官蔡智诚的估计，如果攻守双方在内线争夺村落，这里是唯一有可能不会发生激烈枪战的地方。
但就在这个时候，村子外面响起了一连串沉闷的“雷声”。
那“雷声”最初是从杨围子的东边传来的。刚开始的时候，蔡智诚还以为是解放军在爆破什么工事。
但很快，北边和西边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天空中随即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炸药包。
那些被油毡包裹着的像磨盘一样的东西从四面八方跃入苍穹，带着火焰和浓烟，飞舞着、翻滚着、呼啸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恐怖的轨迹，然后又密密麻麻地坠落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了已经被炮火摧毁成废墟的国军阵地……
炸药包炮！！！
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蔡智诚立刻纵身跃入了附近的一个弹坑。而与此同时，剧烈的爆炸就发生了。
坑里的一切都被搅得天翻地覆。
地面变形了，地表的土层被炸药的强力推动着，如同波浪一样的上下起伏。坑壁相继崩塌，大大小小的石块在地震的挤压之下居然能从泥土里弹射出来，迸得老高，砸得人头破血流。
蔡智诚的眉骨裂了、牙齿掉了，但他这时却没有感觉到疼痛。他在弹坑里不知被掀翻了多少回，但每次摔倒之后却又立刻挣扎着爬了起来。
“遇到炸药包炮，一定要蹲着，千万不能卧倒。”一个国军老兵的警告一直回响在脑海，
蔡智诚拼命地提醒自己：“不能卧倒，不要摔倒，不能让冲击波震坏了内脏，更不要被泥土活埋了。”
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整个人就像是潜入了深水之中，耳膜里只剩下“呜呜一一咕咕”的杂音。
视线也变得模糊，四周围混沌一片，天地间充斥着一团棕红，分不清哪些是弥漫的尘土，哪些是爆炸的烈焰。
呼吸十分困难，空气似乎全都被烧光了，被挤走了，努力地张开嘴，随着每一次喘气吸进体内的却尽是呛人的硝烟。
那些炙热的TNT烟雾在喉管之中、在肺叶之间灼烫着，火辣辣的，就好像要在人的胸膛里再一次爆炸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震荡的大地终于平静了。
蔡智诚揉揉眼睛，抹去脸上的血迹和泥土。他的四肢俱全、五官完好，但两只手掌却肿胀得很厉害，帽子飞了，鞋子掉了，衣服敞开着，裤管只剩下了半截，原先挎在肩上的公文包也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
他艰难地爬出弹坑，刚一迈步就觉得双腿发软，头晕恶心，浑身一个劲地发抖，于是只好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杨围子村被炸平了。
寨墙完全坍塌，碉堡支离破碎，各种建筑荡然无存，阵地上的鹿呰被冲击波掀到了远远的角落里。
军医院不见了，那些充当救治所的壕沟被泥土掩埋着，只在个别地方露出了伤员的脚。几个医官木然地守在“病床”的旁边，他们的任何举动都已经无济于事。
战壕内满是尸体，一摞一摞地叠成一堆，有的蜷卧在土中，有的从废墟里探出了半截身子。这些人的外表都没有血迹，显然全是被冲击波震死的。
地面上一片狼藉，积雪被融化了，冻土被炸得蓬松，一条冬眠中的蛇居然也被震出了地面，十分怪异地躺在残砖碎石之间。
原先的弹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迹又重新布满了周围，有的黝黑、有的焦黄。
1948年12月11日下午4点40分，围攻杨围子的中野部队各自组织了30架以上的“飞雷发射筒”。
如果以每筒打三轮，每个“飞雷”装药二十公斤计算，六个主攻团在二十分钟之内至少向面积不过一万平米的杨围子内线阵地抛射了上万公斤的炸药——这也就是国民党兵所称的“没良心炮”。
显然，“没良心”的称谓是带有抱怨情绪的。但按照国军军官蔡智诚的说法，他们反感的倒不是“飞雷炮”的惊人效果，而是不满于这种武器的战场使用方式。
发明“飞雷”的当然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种“大炮”的设计思路其实是和近代武器的发展原则相违背的。
第一，炸药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寿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无法成为固定有效的打击手段；
第二，这种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弹药消耗量极大，作战效能并不合理；
第三，实施“飞雷”攻击的时候，大量的炸药包都堆积在发射阵地上，一旦遇到敌方的炮火逆袭毫无生存的可能，战场风险太大。
因此，如果反过来看，使用“飞雷炮”就需要具备相当多的前提条件。首先，本方的军需物资必须十分充沛，可以不考虑弹药的消耗量。
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时间也必须十分充足，可以把军事工事推进到距敌一百米以内，并建立起安全的发射场；
其次，敌方的阵地必须被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目标固定而且集中，并且敌方必须不仅无法使用炮兵进行反击、同时也必须没有能力进行步兵逆袭。
爆炸刚刚平息，解放军就冲进了村子。
1948年12月11日的下午6时许，杨围子战斗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