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生活之荣氏家族

荣氏家族并非今日才贵，早在19世纪后叶，族谱已经修到三十世。如此根深蒂固，诺大中国仅此一家。

　　　　这样的家庭，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阶层所能比拟，它是看不见的顶层——“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

　　　　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家族一样，人们口中的“荣氏家族”正和一个地区，政治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命脉共同搏动，而这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源头，和至高无上却又熏灼人手的“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权”与“贵”，在平民阶层无法抵达的空间里默契起舞，和衷共济。

　　　　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荣家已到三十世

　　　　荣氏家族的起源，已经被人们淡忘，只知在19世纪后叶，他们已修族谱到三十世。

　　　　1873年，荣氏三十世之荣宗敬，出生于无锡锡山梁溪，这是典型的中国乡村之地。后来他来到上海，改习钱庄。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刚开始萌芽，在大上海的荣氏父子三人最先嗅出了钱庄的资本之味。以保兴面粉厂为开头，荣氏兄弟打下了荣氏企业帝国的基础。

　　　　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又如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作为民族资本大家，荣氏家族的尊贵地位日臻彰显，早在1920年代的北伐战争以前，荣宗敬便与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有过交往。北伐时期，蒋介石让荣宗敬承销债券——“二五库券”，但被时任上海纱联会会长的荣宗敬以纱业艰难拒绝。这一行为羞辱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震怒，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财，最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斡旋，此事才得解脱。

　　　　之后，荣氏家族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在荣氏企业碰到经济危机时，国民党政府大多会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援救。

　　　　那时上海滩上的大资本家还有好几家，比如现在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的家族在民国时已成为无锡和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世家，与荣氏家族齐名。但解放后，当时的大家族或南迁，或在“文革”和诸次运动中凋零殆尽，留在大陆并一直享有威名的，荣氏家族可称硕果独存。

　　　　1957年，荣德生（荣宗敬弟弟）的儿子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从此走上从政之路。但在后来的20年里，当荣宗敬一支的子弟在香港发展壮大时，荣毅仁却一步步走向人生低谷。“文革”期间，荣家被抄，家产没收，夫妇被批斗，荣毅仁还被发配去当了一年的看门人。

　　　　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之后，国务院为了设置外资引进和国家投资计划成立统一机构，于1979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坊间传说，邓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数，聘请荣毅仁来当首任总裁，不久，荣毅仁以他独有的弹性和大胆的才能，将公司经营发挥到所向无敌的地步。为了实现国家全力吸引外资的日标，荣毅仁不遗余力地欢迎世界级知名人士加入中信的经营行列，其中更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一时成为美谈。

　　　　另一个说法是，荣毅仁将中信总公司设计成特殊公司制度，把各事业部改为独立一子公司，权限完全委让，是以经营未来的香港为前提、为收购香港企业而实施的经营战略。1987年，香港中信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一时震动香江，财阀间纷纷传说——“荣家力排众议负责此项收购的荣智健，从向中共中央提出收购研究报告，到核准下来，前后未超过5天时间”。

　　　　荣智健是荣家的独子（他最小的妹妹荣智婉是中国政协副 马万祺的儿媳）,1993年、当荣毅仁因出任中国国家副 而辞去中信总裁职务的时候，荣智健走马接任，成为荣氏家族的又个代表人物。

　　　　2003年初夏，当人们对非典还心存余悸时，荣智健回到上海捐款1000万支持上海教育事业。实际上，荣智健此行的意义不是洽谈业务，也不完全是捐款，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世界著名企业家的身份在非常时期对上海投出无声的肯定票，这也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时所需要的最大支持——回想荣家历代掌门人对中国执政政府的贯态度，荣智健的带头表态毫不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