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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2农村妇女走红丈夫担心她无法继续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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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一则短视频迅速走红网络,主人公“农村妮”李敏是患有侏儒症的农村妇女。已经35岁的她,身高只有1米2,和7、8岁的小孩一样高。在视频里,她说,假期了,她的女儿和姐姐一起出去玩,只剩下她一人在家。她也想去玩,但出不去,怕被人笑话。

初三之后,李敏就没再读书,23岁相亲嫁人,有了如今12岁的女儿。因为身高问题,她很难找到工作,这些年只能在家里做点手工活,赚取微薄收入。

有媒体将“农村妮”的视频评论区形容成农村女性的一面“哭墙”,某种意义上,她是千千万万困在农村的“妈妈们”的缩影——疾病、贫穷、知识、家庭等等将她们困锁其中。许多网友亲切地叫她姨,给她发外面世界的照片。

但走红后,李敏的家庭因此陷入矛盾的漩涡。丈夫似乎更需要一个继续做饭、收拾家务的老婆,而不是一个在35岁这年终于找到工作的、想要独立的女人。

文|殷盛琳 编辑|王一然

视频剪辑|沙子涵

北京

“放假了,我也想像别人一样,穿上好看的衣裳,出去逛逛街,旅旅游,吃好吃的。再有个俩仨朋友,搭伙玩,多好啊。可是,我做不到。我只能呆在家里,哪里也去不了。”

2023年国庆假期,35岁的李敏在她的快手账号上发布了一则短视频。她给自己起名“农村妮”。视频里,她呆坐在农村庭院的台阶上,对着手机屏幕讲出这些话。呆板、麻木的脸上满是泪水。

这只是李敏生活里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下午:丈夫照例去厂里干活,女儿跟着自己的姐姐一起到县城新开的游乐场玩去了。姐姐身高长到了1米4左右,而李敏强烈遗传了妈妈的基因,患有先天性侏儒症,仅仅长到1米2。因为恐惧带刺的打量和嘲笑,她几乎不怎么出门。活动半径只局限在娘家和夫家之间。

那天,她收拾完家务,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忽然觉得很委屈。

意外的是,这段视频迅速在网络上流传开。许多人因此想到自己困在农村的家人。一些社交媒体的大V评价她,是“千万农村女性的缩影”。突如其来的巨大流量迅速引起了平台方的注意。李敏说,视频爆火后,自己的生活闯入很多陌生人。有up主专程从山东赶来拜访,快手公司的员工也给她打来电话,想来衡水找她。

他们告诉她,可以带她实现愿望,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李敏不清楚这里面的行为逻辑,只觉得惊喜。在此之前,她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当月下旬,她带上女儿、丈夫、姐姐、妈妈,全家人一起去北京圆梦。

李敏在北京。图源“农村妮”快手视频

她也分不清坐的究竟是高铁还是普通火车,“反正都是快车”,李敏说。她对乘坐流程完全陌生,买票、检票都是姐姐和平台的人领着,她只是模仿。即便如此,仍有尴尬的时刻:动车验票口需要人脸识别,姐姐可以轻松过关,1米2的她却无法被系统扫描识别,只好走人工通道。姐姐是她北京之行的“拐杖”,她说,姐姐毕竟个子高一点,敢出去。而她人生的前35年,几乎是封闭的。

在北京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2023年12月23日下午,他们一家人入住升旗广场附近的酒店,第二天凌晨4点,晦暗未明的北京清早,李敏和家人一起走在观旗路上。许多眼光打量过来,她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李敏忽然就不想去了,“怕人家笑话”。根据经验,以往陌生人群中间总会有嘲笑的声音,她厌恶那种被审视的感觉。同行的up主及时劝阻了她,她才愿意继续完成这趟旅程。

很快,李敏发现北京的人似乎和老家集镇上的不一样,“人家节奏快,根本不会管这么多”,即便是打量,眼神也温和许多,“后来我就没事了。”

她记得,看升旗当天人特别多,赶集一样。她站在人群后面,只能看到很多后脑勺。站在她前面的是一个北京大爷,大爷跟她说,一会儿升旗你就站我的凳子上。李敏不好意思,最后在别人的手机镜头里看完了升旗。

一直等到6点多,人群才慢慢散开。李敏兴奋地往前跑,终于到了最前面,可以抬头看到飘扬的旗子。一行人又去了景山,李敏听人说,爬到最高处能俯瞰故宫。可惜当天有雾,站在那里往下望,模模糊糊看不真切。

第二天返程,李敏没有带回任何纪念品。对她来说,这趟旅程短暂得像一场美梦,离真实的生活十分遥远。

车流和人群越来越少,高楼更迭为平房,鸣笛声消失不见。她又回到了寂静的东马冢村。

东马冢村

从衡水市区出发,要穿行过高速、县城主干道,绕过数条村庄小路,才能抵达李敏的家。12月下旬,北方暴雪,车窗外掠过白茫茫无边无涯的华北平原。县城最边缘的村庄里,村北最后一户,那座石灰粉砖围砌的院落就是她的领地了。14年前,李敏嫁过来,也将自己隐匿了起来。

丈夫是相亲对象里唯一没有嫌弃她的人。在彼此相中之前,李敏被介绍给几位邻村男人——大龄单身汉,或者不会说话的哑巴——都被拒绝了。“人家长得高,看不上咱”,李敏说。在残酷的农村婚恋市场上,个头1米2,意味着“残疾”,后代的基因也令人担忧。比哑巴、聋子的“等级序列”还要低。

丈夫是她当时的最优选。他们一样的年纪,都是头婚,家庭条件差不多。丈夫1米6出头,没怎么读过书,几乎不识字,结婚前一直在外打零工。

2010年10月,秋收过后,天气凉下来,李敏举行了婚礼。喜宴上,她记得自己穿了旗袍,踩着一双不合脚的红色镶金边高跟鞋,走路很不稳当。第二年,她怀了孕,随后生下女儿。高跟鞋早不知丢哪里去了。

一直到现在,她的生活单调而重复:每天早晨6点多起来做饭,7点多丈夫要出门上班,女儿住校前,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去上学。人走之后,她刷锅洗碗,洗衣服,收拾庭院。中午11点多,她要准备丈夫的午饭,保证他回来能吃上热菜。

晚饭后,她才算结束一天的任务,有时间刷会儿手机,看看短视频或电视剧。她和丈夫的交流有限,常常沉默着各自玩手机,“我不想跟他多交流,没啥好说的。”

在时间相对漫长的下午,她有时会接一些手工活。串塑料花、缝挂件毛球,或者给人家捆逢年过节要用的供香。一天能挣个几块钱,多了能挣十来块。不过,李敏说,这些收入并不固定,活儿没了也就没了。家里的经济支撑,主要还是依靠在附近工厂做工的丈夫。

李敏和丈夫的结婚照。殷盛琳 摄

结婚前,李敏对婚姻的想象有限。她当时最大的心愿是离开父母家,不用每天做家务,也不用被邻居指指点点。没人告诉她婚姻还有另一面。丈夫的糟糕习惯在婚后才显现:他嗜烟酒如命,冬天一天能喝一斤白酒,夏天换啤酒。差不多一周抽一条烟。

一开始,李敏还会劝他,定好一天喝多少后,把剩下的酒锁起来,丈夫就到村里的点(小卖部)上赊账买。后来,李敏干脆给他备好足量烟酒,“我买还能便宜点”,她说。

早几年,丈夫经常发酒疯。他砸过家里很多东西,客厅的玻璃茶几,许多锅碗瓢盆。卧室里一整排的衣柜,如今只有两扇门是正常的,其他都被他在酒后撞破。

因为喝酒,丈夫失去过一个脚趾头。李敏说,之前丈夫在邻村打零工,给暖气片“喷白”时,有次酒后骑摩托,摔了大跟头,脚趾头别在了车轮底下。医生说,指头呈现黑色,已经坏死了,不如直接切掉。丈夫当即表示再也不喝酒了,但没多久,酒瓶又堆在了庭院角落。管不住,李敏说,丈夫就算自个儿,没有花生豆做配菜也能一直喝。

冬日午后,李敏坐在空旷的堂屋里说起这些,以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不管他就行了,她说,实在不行就到前院去找公婆。

李敏的普通话并不熟练,偶尔讲几句,会不自觉切换回朴素的方言。过去这些年,她没有讲普通话的语境。留在河北村庄里的几乎都是老人,她35岁,是留守村里最年轻的大人。

李敏说,另外一个年轻点的,是她在村里最熟悉的朋友,40多岁,也是外嫁过来的。两个人经常一起去接零活,女人骑电动车载她,但除了聊点家常也没有更深的交流。

嫁到村里后,如非必要,她几乎不怎么出门。村里邻居除了个别熟悉的,她也不认识。她不喜欢串门,“就觉得可别扭,不如在自个儿家里随便”,她说,很多时候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怕别人不愿意听。她很少跟人谈论感受与想法,问题抛出之后,她要停顿片刻再给出答案。

囿于身高与贫穷,她主动将自己放逐到更边缘的角落。她放弃社交,对生活的期待很低,“朴朴素素就行了”。她不喜欢养花,浇水、施肥很麻烦。茶几被丈夫砸坏之后,也没有更换新的,屋里显得空空荡荡。每天操持家务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精力。

但短视频的走红,令李敏坚固的生活出现了某种松动——她不仅去了北京,还在互联网上收获很多“朋友”,让她从农村庭院的小小天地探出头来,看到小麦、玉米、棉花地之外的世界。

李敏家卧室柜门已经坏了好几扇。 殷盛琳 摄

屏幕上的IP与雪地里的麻雀

现在,李敏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日常记录不再是私人的表达,“围观”推动它完成了叙事的升级——“农村妮”的困境,成为了更广阔意义上农村女性的困境。

和很多网络红人一样,李敏开始直播。她把手机支架放在桌上,或者让姐姐随意摆在哪个位置,就可以对着屏幕漫无边际地聊下去。她人生35年里,第一次尝试这么高强度讲话。

李敏记得,有很多十几、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是她直播间的常客。他们亲切地叫她“姨”,安慰她不要紧张。有时候年轻人申请连麦,李敏会慌张挂掉,她害怕普通话讲不好,磕磕绊绊的,习惯看弹幕跟对方交流。

她在新发的视频里讲自己很少出去,以及被歧视,被嫌弃的经历。评论区里,年轻人们主动向她展示自己所处的世界的角落,也分享日常生活。有江苏的女生拍了满地金黄的银杏叶给她,“姨,你看这个好不好看?”河南的网友晒出他的小狗,向她表露悲伤,“它已经去汪星了。”许多人展示给她自己所见的天空、晚霞、落花与山川,那些IP来自山东、新疆、贵州、云南、广东、西藏……

许多人将李敏看作自己没怎么出过门的老家长辈,带着一种自我成长却无力改变他人命运的自责和感伤。“你长得很像我一个离世的亲人,她生前对我最好了”“看到你就像看到了我妈妈”,他们留言。

但网络世界中,并非只有温暖和善意,视频评论区里,一些人写,“自己偷偷重开就好了”“重开吧约德尔人”(网游《英雄联盟》宇宙中的一种生物种族,身高在1米左右)。李敏不知道重开是什么意思,问了晚辈才知道,这里面夹杂着纯粹的恶意与嘲讽——意思大概是,“不如去死”。

她特意录制了两条视频回应,视频里,她仍然笑盈盈的,“好多人说让我重开,其实我做梦都想重开。重开了,咱不要求长到1米6,咱长到1米4多就很好,最起码不像个废物一样这么活着了”,她说,“人们天天不希望上的工作,是我梦寐以求天天想要的。几个人骑着电车,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一块去逛街,都是很好很好的,是我这辈子都做不到的。”

李敏坐在堂屋门前。殷盛琳 摄

事实上,包裹着李敏的世界是一点一点缩小的。她并非没有主动抗争过。

变化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的。她的个头开始和同龄人拉开差距。村里的小孩给她起外号,叫她“土行孙”、“武大郎”,李敏一听到就哭,不再愿意出门玩,也没什么朋友。她羡慕姐姐和村里的同学到现在还维持着联系,她就没有。友谊对她来讲是奢侈品。

初中时,她幸运地考上了重点班,开始住校。李敏说,最开始她还会主动找同学说话,别人都凑一起聊天、打饭,她太孤单了。但她很快发现,如果不主动,友谊就无法维系。她干脆放弃了。“那会儿好面子,自尊心强。”当时李敏坐在班里第一排的角落,内心期待最好永远不要下课,或者老师拖堂拖过去——只有在上课时,她才显得不那么另类。

李敏当时已经近视,但因为配眼镜要花钱,她没敢跟家里人讲,成绩逐渐平庸。初中结束后,她就没再读书。姐姐也读到初中毕业,随后开始辗转各个工厂工作。李敏只能待在家里帮父母做家务,很多时候,她都是一个人。

唯一一次到远方去,是辍学没多久,她被一个在县城打工的亲戚介绍去一家肉食店工作。店铺分三层,一层门市铺面,二楼是老板老板娘住的地方和厨房,三楼是员工宿舍。她不被允许到一楼去,老板怕她形象不好影响生意,让她留在楼上收拾屋子。呆了半年多,亲戚不干了,老板随意找了个借口,也辞退了她。

结婚之后,李敏也试着找过工作,但都没能如愿。她问过县城边上的粉笔厂,能不能去做装盒工人,人家说要两个人搭伙去码粉笔盒,你的个子够不到,谁愿意跟你搭伙呢?她识趣地没有再说下去。她又去找医疗器械厂,想去做缝纫机工,也被拒绝了。从那之后,她彻底放弃了工作这件事。

实在无事可做,她只好在手机上刷电视剧,只要是大热的她都会点进去看看。视频爆火后,她开始接受网友的建议做直播带货,能赚点生活费。但丈夫不同意她在娘家直播,那意味着没人做饭了。男人直接躺下,在地上打滚儿反抗。这天,李敏回娘家看妈妈,丈夫怕她留在那里不回来,早早开了电三轮来等着接她。

李敏不想把矛盾激化,还是跟丈夫回去了。十二月的傍晚,男人在冰雪冻结的路上疾行,居然还抽出一根烟来,李敏吓得立刻制止了他,让他注意看路。男人没吭声,开得更快,三轮车在乡道上震颤。迎面驶来的另一辆三轮车没有避让,男人破口大骂,长按鸣笛。

李敏斜坐在车篷里,轻叹一口气。狭窄的乡村小道边,枯枝败叶“噼里啪啦”地挂上窗户,她吓得往回缩。丈夫的车速仍然没有减慢。夕阳将落,余晖成了数条直线,华北平原的天色暗下来。雪地里的麻雀受了惊,飞向更远处。

妈妈与女儿

前几年,丈夫经常发酒疯砸东西的时候,李敏也曾有过离婚的念头。但每次都被自己压了下去。她的顾虑非常现实:如果她想过自己的生活,孩子咋办?如果孩子18岁长大成人了,她也40多岁了。不跟这个男人过,再找一个,多半人家也有孩子,会真心实意对你吗?会把钱给你吗?如果再也不结婚,她又没有谋生手段,只能跟母亲生活,对母亲来说又是负担。

“还不如就这样,要是伸手给自个儿娘要钱,还不如瞎混呢。”她说,和丈夫起码不是半路夫妻,他虽然有小毛病,但本质不坏,不赌博不打麻将,以前那么难都挺过来了,就这么过下去算了。她熟练地安慰自己。这些情绪她很少跟母亲或姐姐提起,怕她们跟着糟心。

李敏母亲虽然身高矮,但性格却强势,老太太热爱串门,经常跟村里人聚在一起聊天。如果有人因为身高嘲笑她,她会直接怼回去。听说女婿家里都不同意女儿做直播,她气急了,直接赶过去跟婆家讲道理。

这个同样困在农村一辈子的女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她对互联网一窍不通,但她确定的是,女儿对着手机里的那些人,能讲许多话,心情也变好了,她不允许任何人剥夺女儿这仅有的快乐。“谁都不能不让俺妮儿玩手机。”老太太笃定地说。

李敏小时候非常强烈地怨恨过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生得这样矮?她控制不住地想,如果能和姐姐一样长到1米4左右,是不是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初中住校后,周五放假,她只让身高正常的父亲接她,怕和母亲站在一起会引来更多带刺的眼光。

她经常觉得12岁的女儿比当年的自己懂事很多。女儿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从没刻意避开过她。李敏记得,每次去送女儿上学,女儿从没提过让她把车停远点,也不忌讳同学们看到。有时女儿很平常叫她下来一起买东西,“那么多学生在旁边,她也没说不让我下来”。

有一回,她去接女儿,有个男同学看到了,说你妈怎么那么矮?女儿直接怼了回去:“你长得高?等你长过我了再说俺妈吧。”女儿12岁,身高已经超过了1米5,不会再延续自己的悲剧,这是李敏最欣慰的事。

李敏的女儿在游乐场里坐摩天轮。殷盛琳 摄

她常常觉得亏欠女儿。李敏说,丈夫只有找不到东西的时候,才会跟女儿搭话,或是叫女儿吃饭。“他不会坐下来给孩子说说心里话啊,我说的也少,不知道怎么说。”她有些自责,觉得女儿可能不像正常家庭成长的小孩那样阳光。

前两年,女儿经常和同村一个女孩一起玩儿,到村边地里或者桥边遛弯,现在女孩也很少来了。女儿也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大部分都窝在房间里玩手机,或者跟别人视频聊天。她偷偷观察过,“都是小妮儿,没啥小小子(男孩)”。

女儿房间里贴满了动漫海报,李敏完全看不懂。“她介绍不了两句就不跟我说了,我都不知道是谁。”

事实上,这个12岁的女孩正经历迷茫的青春期:她沉溺耽美,是二次元人物的资深“谷子”收藏家。她磕男性之间的CP,并剪辑相关广播剧,在快手上有3万粉丝。女孩经常跟网络上的二次元“同担”打电话,只有在聊起那些情节和八卦时,她才能忘记现实的残忍。

她的口头禅是“吐了”和“有实力”。上次一家人一起去北京,她觉得北京一点都不好,“每个人(看上去)都太累了”,女孩说。

至于妈妈为什么会觉得不能出门很难受,她还无法完全理解。“我愿意在家过一辈子”,女孩说,只要有手机就好了。她试图用调侃的语气消解那些沉重的部分。

只有在聊到和妈妈在一起的场景,她的语气才严肃起来。她说,她其实不喜欢在外面遇到同学,如果和妈妈一起走,她希望不要遇到熟人,假装看不见默默走过去就好。她不觉得妈妈长得矮令自己难堪,但如果有的选,她也不想直面那些压力。

妈妈的视频火了之后,她没去翻来看过,有同学刷到了告诉她,她笑笑也就过去了。女孩希望这事能赶紧过去,“网络是网络,现实是现实”,她想要两个世界泾渭分明。

远方

很难说清过去几个月的经历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李敏的生活。见到她时,她的日常与之前差别不大——仍然在做饭、洗衣、收拾庭院。但似乎,这些活计开始被赋予意义。她会用视频记录自己做了什么,事无巨细地分享给屏幕对面的陌生人。

她够不到普通的灶台,就把砧板、面盆放在低矮的木板床上,炒菜用的电饭锅放在更矮的木茶几上。洗衣机没办法更改高度,她够不着沉在底部的衣物,就踮起脚,用一根长长的木棍伸进去,挑起来。

她开始寻找日常里的乐趣:一场大雪遮蔽整个村庄,院外破败的土路显得干净、通透。她抱着家里的猫咪出门,“遛猫玩去喽”。踩在积雪上,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小猫跑得比她还要快。积雪消融后,李敏发了新动态,她站在庭院台阶上,孔雀蓝色的堂屋门前,和小猫一起懒洋洋晒太阳。

因为家庭矛盾,李敏已经停播了一段时间。她努力想要找到平衡的方法,比如把直播地点搬到和丈夫的小家来,在不耽误做家务的同时,能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生活里能让她开心且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记忆里纯粹的快乐都发生在久远的过去。在大家都一般个头的小时候,她只是普通小孩里的一个,经常跟着叔叔家的弟弟去田里疯跑着玩,“那时候嘛也不寻思”,她说,当时爸爸在村里的胶管厂给人烧制胶塞,用炭火炉子把橡胶融开,放进模具,靠做苦力和种地养活一家人。

厂子离她家很近,小时候李敏经常溜进去玩,喊爸爸吃饭。冬天他们那里可暖和,她说,胶升温的时候像橡皮泥一样软和,有时候她会拿一点玩。 “大了就不敢出去了”,命运变得像凝固下来的橡胶一样坚硬,是后来的事。

三轮车里的李敏。殷盛琳 摄

现在,在她35岁时,命运终于眷顾了她。直播带货是她第一份正式的、自己拿到的工作,李敏不想放弃。这份工作在家就能完成,而且不需要和现实里的人打交道。和厂商沟通的过程,她会拜托姐姐帮忙。

那些鼓励她直播带货的网友,推动了齿轮的转动。某种意义上,他们移情、鼓励李敏走出去,比请求自己的妈妈做出变化要轻松。他们在她直播时分享细碎的日常,陪她做饭闲聊,有人发了照片比对觉得她像自己母亲:利索的齐耳短发,说话习惯性皱下眉头,手上似乎一直有活。“农村妮”的视频评论区,也成为了一些小镇女孩们的情绪发泄地——

她们如今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定程度建立在母亲的苦难之上:“我的妈妈上午做生意,下午当家庭主妇,洗衣服做饭,她也是这样的。我去了好多地方,她却只能在家,真的很想和她一起出去。”“记得初二的时候,我问我妈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我妈沉默了一会儿,用几乎开玩笑的语气说,‘我哪也去不了’,那一瞬间我好像一下就长大了。”

李敏也寄望于直播这个新机会,她想攒钱到县城买个小房子。“有了房,孩子说对象,人家到家里来感觉就不一样了。有我这个妈也不会拖累闺女了”,她说。

女儿是她的最大期待。她想让女儿一直读到大学。李敏对大学的印象全从电视剧里来,她看过《一起同过窗》,里面展示的大学生活是自由的,课程不像中学一样紧张,还能参加社团,自己找实习工作。“可好哩”,她说。她想让女儿代替自己去观察这个世界,去比北京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