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文回忆：邹奋及其他著名文化战士在苏中根据地

邹韬奋及其他著名文化战士

华中新四军地区也是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著名文化战士曾经纵横驰骋过的地方。我从苏南到苏中，曾经先后和丘东平、范长江、钱杏邮(阿英)、邹韬奋以及汪达之等著名的文化抗日战士有过交往，并留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这也是记忆犹新，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些往事。

我认识丘东平还是在一九三八年夏天。陈毅率部分新四军主力部队东进到了茅山地区。他派段焕竞率一个营来到丹北访仙桥找我，约我去延陵与陈毅会面。七月上旬，我到了陈毅的住地，在渴见陈毅之前就见到了丘东平。那时，他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广东人，待人接物非常热诚。经过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我神交已久的著名青年作家丘东平。我过去在狱中曾读过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觉得他的作品很富有时代气息和斗争特色，还看过郭沫若写他的一篇短文《东平的眉目》，对他有了初步印象。一九三六年七月，我看到鲁迅等六十多人联名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丘东平也在其内。想不到在戎马恍惚之间和他相见于茅山之麓，心里真是分外高兴。

他那时在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工作，因为他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既精通日语，又了解日本的情况，所以陈毅叫他担任敌军工作科科长。他同时还担任陈毅的秘书。那次会见时间很短，未及深谈。过了一两个月他与周苏平一起来到丹北。

我们在访仙桥再次会晤。那时一支队政治部刚在丹阳成立苏南工委，丘东平是工委委员之一，他是来了解和熟悉情况的。翌年七月，我去安徽云岭军部驻地参加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的间隙常和丘东平在林间小道散步，畅谈彼此的情况。

我才知道他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十五岁时就在彭湃的影响下，参加过海丰特支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了C. Y.，十六岁就搞农民运动工作，十七岁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入党，出席了彭湃主持召开的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他曾就学于彭湃的母校海丰陆安师范，文学素养很高。会后不久，他调到中共东江特委，担任彭湃的秘书，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参加了“左联”，宣传抗日救亡。“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他转到于山东、湖北抗日前线，找到了新四军，先在军部战地服务团，陈毅东进时，他调到一支队。

大概是我们生活道路中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而且都熟识彭湃、朱克靖等人的缘故，丘东平和我谈得很亲热。他写作很勤奋，文思敏捷。

这年冬天，我去扬中，不久又过了长江。翌年秋夏之交，丘东平来到郭村，斯时郭村战斗刚结束，我们正准备东进黄桥。他随陈毅东进。在黄桥期间，我和他时常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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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苏北临时参政会后，他随刘少奇、陈毅到盐城去了。

一九四一年春天，组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刘少奇兼任院长，陈毅向刘竭力推荐丘东平搞培养文艺人才的工作。于是，刘少奇任命他为鲁迅华中分院的教导主任，实际上主持鲁艺分院的日常工作。苏北文协成立时，他又当选为第一届理事。

我去盐城参加华中高干会议时还见到过他，他说他正在筹建鲁迅华中分院，地点在原贫儿院中。

没有想到半年之后，日军发动对盐阜的大规模“扫荡”，他和许晴、孟波等率鲁迅华中分院师生转移，在突围中不幸殉国。他的长篇力作《茅山下》还未完稿，就离开了我们。

这样一位年纪刚满三十岁的才华横溢的革命作家牺牲了，真是我党文化工作的一个巨大损失呵!

一九四一年四月左右，陈毅亲自从盐城给我来信，告诉我说将有一批新安旅行团的小战士陆续从上海经苏中去军部。他特别关照我说:恩来同志曾从桂林“八办”来电，要军部很好迎接这批娃娃。陈毅要我在苏中热情接待，并派人将他们安全送往军部。四月底至五月上、中旬，“新旅”的小战士们由四分区武装人员护送，陆续到达我那里。带领这支队伍的是“新旅”顾问汪达之。汪是著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弟子。“新旅”的骨干有张杰、范政、张拓等。

我早就布置行署的工作人员妥善安排好他们的住所。他们到达后，我几次去看望和慰问，并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欢迎会。我和他们交谈过多次。

“新旅”是淮安新安小学教师汪达之建议，经中共上海教联支部同意和支持，以新安小学的十四名学生组成的，汪达之任顾问。

他们以“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实践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为旗帜，到各地宣传国难，鼓动抗日。先后经镇江、南京、合肥、上海然后北上天津、北平、呼和浩特，又向西去银川、吴忠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他们到达平凉后，向陕甘宁边区组织请求建立党的组织，中共庆阳特委派八路军政工干部牟永春随“新旅”进行考察和指导。

一九三八年春在兰州由伍修权等研究批准，发展了几个党员，成立了支部。

他们到西安，向林伯渠请求去延安学习深造，林请示周恩来，周命“新旅”南下武汉参加国统区的救亡运动。

在武汉，他们受到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等的亲切矢怀。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收编”的阴谋，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后又转移到长沙、桂林。团员发展到一百余人。

皖南事变以后，白色恐怖很严重，国民党特务开了黑名单，准备向“新旅”开刀。周恩来亲自赶到桂林，命李克农与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联系，利用国民党军委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的关系，掩护“新旅”小战士们经湛江、香港、上海撤到我华中根据地。

他们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阻挠和迫害下，吃尽千辛万苦，跋涉四五万里，他们中，年龄大的一般十四五岁，最小的仅九岁。这些孩子在生活中教育自己，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天寒地冻，只一件薄棉袄，脚上一双补了又补的破鞋。互相照顾，互相勉励，做了这么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确实很不容易。我让他们在我那里稍事休整，改善一下伙食。我送九岁的小侄子管朝方参加了该团。然后派部队护送他们去军部。

据护送的同志回来说，陈毅见到“新旅”的小战士们都安全到达盐城，非常高兴，接见了大家。陈毅还把刚缴获日军的一艘小火轮和十来支枪作为礼物，赠送给“新旅”，要他们做好儿童工作和继续宣传抗日。

不久，华中局和新四军部决定，成立“新旅”苏北分团，还建立了“新旅”苏中工作队。此后，苏中行署就将少年儿童工作交给他们搞。他们演出，画宣传画和漫画，发动孩子们组织儿童团和少年抗日先锋队，搞得热气腾腾，有声有色。

一九四二年底，我又派汪达之、稚任、聂大鹏带领“新旅”苏中工作队去苏北行署所在地岔头和“新旅”其他分团人员会合，大家欢度春节。

这批文化小战士除做宣传、教育等工作外，还参加二五减租和反“扫荡”等实际斗争。以后许多人都成了文化战线的领导骨干。

一九四二年十月间，邹韬奋来到华中。邹与李公朴、章乃器、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史良曾因力主抗日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羁押在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这七位救国会领袖，人称“七君子”。

一九三六年底至次年初，全国各界声援“七君子”，宋庆龄等赶到苏州营救，影响很大。

邹比我长十来岁，二十年代初就在上海新闻界崭露头角。大革命时期，他主编《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的副刊《人生》，讨论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思想非常激进。我经常读他撰写的文章。听说他将要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我很高兴能见到他。

邹韬奋到苏中时，日军八月大“扫荡”已过去。我较长时间移动作战，已相当疲惫。那时，我暂住一士绅家里，早早睡了，睡得很沉。

次日清早起来，发现我房里地板上睡着一个人。咦，怎么这人睡到我屋子里来了?我心里很诧异。

这时，睡在地板上的那人已坐了起来，微笑着向我打招呼，说:“我姓邹，邹恩润。”“就是邹韬奋。”

我听说他就是邹韬奋，连忙起床和他热烈握手，并带些歉意说:“实在对不起，我一点不知道你这样快到这里，要知你昨晚就来，我无论如何忙，也要来接你。”我问他:“什么时候到的?”

“大约是子夜十二时左右。”

警卫员在旁插嘴说:“邹先生无论如何不许我叫醒你，叫我悄悄地在地板上打一个铺。”

我再三向他致歉。他说:“是四分区吉洛同志(姬鹏飞)派丁参谋护送我来的，一路顺利。来这里我有生还是第一次。”

我命警卫员在我房里另加一张床。早饭后他又上床睡了两个小时。

邹韬奋面貌清瘦，戴着副眼镜，侃侃而谈，很有文人气质。

他告诉我:“七·七”事变后，他从苏州监狱获释，就回上海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他绕道香港、广西到武汉，和沈钧儒、柳提、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办《全民抗战》，仍为三日刊。国民党中宣部长潘公展、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压他，要他加入国民党，并将其创办的生活书店并入御用的中正书局，他严词拒绝了。“皖变”后，生活书店被查封，工作人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押送出境，他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的头衔，到香港继续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促进民主和抗战。

日军占领香港，他在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帮助下逃出虎口，那时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已密令各地特务机关，要严密搜索他的行踪，如发现了他马上“就地惩办”。他在我党的帮助下，先在广东梅县乡间躲了近半年，然后化了装经韶关、长沙、汉口回到上海。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和汪伪的七十六号特务，在上海非常猖撅，绑架和暗杀几乎天天发生，他又患了耳病，因此上海的我党组织动员他到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来。他一路上得到热情的接待和照顾，心里深感欣慰。

我问他蒋介石的情况，他直摇头说:“此人不可救药了，唉!”问他上海的情形和他来这里的打算。他说，他主要是到盐城去，路过这里准备逗留十天半月，了解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他在我苏中住了一个月左右。我为他准备了一匹很驯良的马，行军时他总跟我在一起。他不大会骑马，我们就缓缓而行，一路上看看我们的部队，看看群众的生活、斗争情况。

我们从二分区到四分区，看了不少地方。部队在夭黑后总要集合起来，由参谋长或秘书长讲讲话，进行教育。出发前，各级干部都要检查纪律，借群众的门板有没有送还，地有没有扫干净，老乡家里的水缸有没有挑满水等等。每次出发时都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邹韬奋看到这些情况，非常感动。他对我说;“这样的军队，是无法战胜的!”

我还集合机关的工作人员，请邹韬奋去作报告，他讲了敌占区如何摧残老百姓，大后方怎么压迫老百姓的情况，激愤时声泪俱下，感人肺腑。他还讲了在香港和许多华侨接触的情况，讲了在广东我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见闻。讲了来苏中后的一路观感。他确信无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而流血奋斗的政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砒柱。胜利必定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

他还详细询问我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文化工作情况，我一一给他作了介绍，还请刘季平等和他交谈。他十分满意。

不久，华中局来电报，请他到盐阜去。我派部队护送。他临走时颇有依依不舍之情。我们将他送到数里之外，握手告别。

后来听说，邹韬奋到盐阜后常和陈毅在一起，住在停翅港新四军军部。他仍到处演讲，写文章。在陈毅的建议下，他还准备在根据地办一个刊物。住了一两个月，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又开始了。

这年年底，陈毅率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向淮南转移，邹韬奋因耳疾日益严重，无法一起行动。陈毅妥善地安排他在盐阜地区乡间打埋伏。后来病情愈来愈严重(实际上是癌症，当时医疗条件差，一直认为是中耳炎)，通过我们的秘密交通线，送他回上海进行手术和镭锭治疗。几个月以后医治无效，逝世了。

他离开苏中时，曾和我谈起过准备要写一本关于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观感录。这一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他在弥留之际亲笔写了遗嘱，关怀祖国，眷念同胞，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富强、幸福的新中国。

邹韬奋逝世后，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并批准其生前的要求，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毛译东亲题挽辞:“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我和这位著名的民主战士在苏中朝夕相处，近半个月，他的这种可贵的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华中敌后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后，文化人士来的很多。

我在苏中还会晤过范长江和黄源。

范长江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曾就学于吴玉章所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大革命时在武汉参加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参加南昌起义。潮州之役，部队被打散，他流落粤、闽、赣、皖一带，以后从事新闻工作。一九三五年，他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从四川成都出发进行考察旅行，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内蒙古等地，真实地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汇集成书，题名为《中国的西北角》。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写了《陕北之行》的报道，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追查。皖南事变后，蒋下令逮捕范长江等，他只好辗转来到华中敌后根据地。

他到时是白天，我热情接待了他。时间似乎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夭。他是一位性格外向的人物，博闻强记。请他给我们的干部作报告，他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陪他在苏中考察了几天，也送他去华中局。

他后来当了新四军苏皖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还多次来苏中采访过。

黄源是和陈毅一起来的。他和我第一次谈话，象法官讯问犯人一样，很不客气。后来见面次数多了，再见到我时态度就好多了，以后常见到他。

在苏中和我有过交往的著名文化人士，还有钱杏邨。他是“左联”时期的作家，曾参加过蒋光赤等人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要搞文学批评，也写过小说。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钱杏邨转移来根据地，先在军部工作，后到我苏中一师、苏北三师工作，主要担任报纸和杂志的主编。他擅长古典文学，尤其对明清小说有精湛的研究，有时也写写旧体诗。

我记得他写过两首关于陈毅的律诗，其一:“将军只手定苏北，勋业争传大江南。会看北门传羽檄，丰功端合勒蒋山。融合马列成巾纶，敌后坚持贼胆寒。五年功成反‘扫荡’，长驱楼寇出雄关。”其二:“壮气凌云上，雄才一代中。孤军抗暴虏，只手拯哀鸿。苏北干城重，江南障海功。生灵数百万，翘首仰英风。”

当年，到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界人士还很多。著名教育家韦悫，把他在上海的一所学校搬到根据地来了。华中局在其基础上办了江淮大学，请他仍当校长。这批学生经过学习和锻炼，大多成为我们的干部。

上海还有一所音乐专门学校，整个都搬来了，有学生七八十人，校长也来了。我请校长吃饭，鼓励他为根据地的文教工作作更多的贡献。那时，正值日军进行“扫荡”，五六天时间，学生们掉队的掉队，逃走的逃走，最后只剩下少数人。本来，我是想把他们送往华中局的。这一来，留下的只有少数人，就不送去了，留在我们苏中区工作。

丛上海来的文化战士很多，陆陆续续，三三两两地来。他们有比饺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我们根据地的建设帮助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