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子：先秦儒学创始人，他的思想影响儒学几千年

荀子是战国诸子百家之学的集大成者，而其秉承儒家王道政治理想而构建的礼制思想体系，则是先秦时期儒家外王之学第一次系统而全面的表述。

其礼制思想继承传统的周文之文化价值理念，以其独特人性论和天人关系学说为理论基础，创造性设计出了一套较为完备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制度蓝图与政治运作模式，极大丰富并拓展了先秦儒学。

而在荀子之后现实历史进程中，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但由于其在政治上以吏为师，纯任物力法术，仁义不施，劳役百姓，藏天下于筐箧，毫无文化理想，故民心背离，天下叛衅，二世而亡。

继之而重新统一中国的汉王朝，则吸取秦王的教训，在立国之初即以黄老之术治国，讲求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同时在治国指导思想上吸纳了陆贾、贾谊政论所宣扬的仁义德化理念，而汉武帝则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董子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在政治体制建设与具体治国方略上全面施用了儒家外王之学术。

汉王朝以儒家之学术励精图治，很大程度实现了儒家王道政治的文化理想，完成了重建华夏民族文化生命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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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政治推行儒术，而此期推行儒术的儒家学者与政治家之理论思想皆是对先秦儒家之学尤其是对荀子以礼制思想为核心的外王之学的继承发扬。荀子礼制思想正是以这种方式影响了汉代政治，展现了其在汉代重建文化生命进程中的理论贡献。

故本文就从荀子礼制思想对先秦儒学的拓展和其对汉代政治的影响两个方面来揭示其具有的理论意义与所造成的历史影响。

荀子礼制思想对先秦儒学的拓展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先秦儒学的人性论的丰富，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人性论思想，以人之四端之心与良知良心说性，主张人的道德情感与道德意识为先天固有，而非由后天注措、从外界摄取而得，进而构建了以操存、扩充、养气为道德修养方式的内圣之学。

而荀子所创发的作为其礼制思想理论基础的性恶论，则对人的自然气质之性做了深入而全面的解析，并形成一特别的“始生之性——终成之性”的人性论模式。他主张化性起伪，提出一条有别于孟子内圣学之“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的成圣路径。

同时荀子以此性恶论对礼义产生的缘由和功能效用作出客观理性的揭示，即礼义的制作的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长养教化规制禀此恶性的人类。

由上述可知荀子的人性论多发其先之儒家所未发明之义，并与孟子之人性论形成了一定差异，故言荀子的礼制思想丰富了先秦儒学的人性论。

其次，荀子礼制思想丰富了儒家的天道观。天道观是荀子礼制思想又一理论基础。荀子所论之天少有孔子、孟子与《中庸》中天所具有的形而上的价值来源意义，而多为单纯的人类实践所需面对的客观自然情景。

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与“天生人成”，旨在说明人间治乱与天行不存在直接关联，人的价值源自于人自身实践作为，凸显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理智力量，荀子天人关系论多言其先儒家所不曾言，所以荀子礼制思想同样丰富了儒家的天人关系学说。

第三，荀子礼制思想真正开创了儒家的外王之学。儒家理想即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此为儒学创始人孔子所首先标举，是儒家的根本大义。对于内圣，其所应达到的境界和实现内圣的方式，荀子之前的孔子与孟子均有较为深刻全面的阐发，孟子的心性论即是儒家内圣之学系统阐发，陆象山言：“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陆九渊集·语录下》）

即是后世对孔孟，尤其是孟子在儒家内圣学的开创上所作贡献的肯定。对于外王，孔子和孟子由于对政治实践内容作了相对狭隘的理解（以伦理道德教化为实现治平天下的主导方式），故二者持此理念所阐述的德政、仁政的外王思想，不能为国家政治生活出现的各种不同形态的问题提供充足的解决之道

且没有作出政治制度与政治运作方式的具体构想，因此缺乏可执行性与操作性，难以真正的转化为政治实践。与孔孟不同，荀子的礼制思想，在秉持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的同时，对社会政治领域的事务的多样性与分工的必要性有着充分认识

故而确立了“明分使群”的礼制原则，以对治这一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在此原则指导之下，荀子完成了各种具体之礼义制度的设想，为治平天下提供了系统而完备的制度构建模式。同时为提高其所构想礼义制度在政治实践的可操作性

荀子引入法家的法治思想，而以儒家王道政治理想为价值导向，很好处理了礼法之间的关系。荀子的礼制思想具备了上述所列之特质，故而说它真正开启了儒家外王之路，这无疑是对先秦儒学的重大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