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教育时评(选编)

翟良：“双减”应从根本上减，而非“减作业”

“双减”政策落地一年多，三十年的教培时代宣告终结，官方不久宣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达到90%以上；在7714万份家长无记名调查问卷中，97.3%的家长反映对学校减负提质工作表示满意。其实，家长满不满意不是一纸调查问卷就能证明的，作为一项关系千家万户的“一号工程”，忽略了深入基层实实在在的调研，就失去了调研本身承载的价值和意义。

在教育内卷的大背景下，对校外培训的整治大势所趋，但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及践行全面的教育评价改革的举措也需要尽快落地，不然，仅是换了时间，换了形式，教育焦虑甚至教育内卷的强烈惯性会依然存在。

在决策层发布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陆续公布相关配套措施。一段时间以来，减轻学生课外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成为各地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性任务，从各地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说，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教育观念正在发生积极转变，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双减”以来有些地方学生作业量“涛声依旧”，甚至“不减反增”，也有不少初中学校利用周末和假期进行阶段摸考。仍有很多家长表示，自己家的学生作业很多，从学校回到家已经很晚，却还要坚持写作业，睡得太晚。另外，各地在课后延时服务工作上确实落实到位，但也有不少学校课后延时的是学科进度，对于基层学校是否普遍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体育、艺术、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仍然不能因为摸底调查了，数据摆在那里了，就证明课后服务丰富多彩了，就吸引力显著增强了。我们的教育一直未走出“教”围绕“考”的怪圈，也可以说是围绕中考、高考在“教”，所谓“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只不过是躺在校园角落的枯草，“双减”来了形式上应付一阵子的“策略”自然也少不了。

话说回来，“双减”了，我们的教育又大张旗鼓地探讨“美育”教育，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抓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这显然说明我们已经在“见不得人”的教育的路上迷失了很久。教育教学改革如果仅靠“双减”清理外围不利因素来实现，仍是隔靴搔痒，我们只是做了最表面、最肤浅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面的教育改革还没有进入核心区，或者说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层面。要强调美育、德育教育，就要把课程课时数、教学的难度、教学的总量减下来，而不是在减作业时长上倾全国之力。

同时，我们应该思考“双减”如何与中高考改革相向而行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双减”与考试评价改革的关系，使二者相向而行、相得益彰，是其中一个非常现实又极为重要的问题。考试评价是指挥棒，也是推进课程教学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落实“双减”，必须对考试评价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确立科学导向，缓解家长的紧张与焦虑。大刀阔斧的“双减”要切实依据不同科目特点，完善考试方式和成绩呈现方式，今后就要在课程内容进行重构、作业设计与中高考命题改革“同向同行”、确定“以学定考”原则（“教、学、评”一致）等内容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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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另一重要方向是全面践行教育公平。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仍是困扰教育界，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我们开会往往不惜用“大力”一词来描述推进优质均衡发展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在推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上，仅靠出台意见、召开经验交流会远远不够，而如何实现集团化办学、消灭学区房和填补义务教育洼地是目前最为迫切的。基础教育如果不打破“按财富分配”，教育公平永远是一个“不公平”的话题，教育焦虑和内卷也永远不会消失。当前，多校划片、公民同摇、名额到校、优质教师强制流动等方式，尤其是优质教师强制流动在北京大面积、大比例推动，而优质学校师资实现一定程度的共享，在地方是否能被充分利用起来，这对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工作也是一种挑战。

总之，半个世纪的“减负”工作，越“减”越“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今天，“让教育更好地回归教育本身应该有的样子”，教育部门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并非一个“减作业”就能将偏离轨道的教育“打回原形”。“双减”既清理外围工作，也要改进内部不足，只有真抓狠抓稳抓实质性的教育教学层面、课程层面、中高考评价层面的改革，才是落实“双减”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翟良：教师辱骂学生 莫让黑话成为学生的“心灵之灾”

本不想写这个话题，但的确克制不住想写的冲动和愤怒。

又是一起教师说“黑话”给学生带来“心灵之灾”的事件： 陕西商丹高新学校的13岁初一女生婷婷（化名）因成绩差遭班主任王某长期辱骂，甚至让学生呼应其侮辱行为，她在20天内录下一百多条遭受辱骂的录音，总时长超过20小时。

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后，商洛市商州区相关领导带领该校校长和涉事教师本人，向当事学生及其家长承认错误，并进行了道歉。涉事教师向学生和家长现场表示：“我错了，以后需要什么帮助一定竭尽所能。”而在之前，这位教师竟很儒雅地为自己解脱，“我没有辱骂，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

暂不说这位教师对与错，单单这种“公关”的敏锐性和反应力，的确让人不得不喟叹心理素质的冷静与强悍。他殊不知持续半年的“语言暴力”给孩子带来了怎样的“心灵之灾”，而这种“灾难”足矣毁掉一个年少的生命。教师辱骂学生导致严重后果的，不是个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学生婷婷能忍受长期的黑话威胁并选择录下老师的花式辱骂，已经是一件幸事。

课堂上教师课堂话语是多彩的。讲解、模仿、示例、述说、讨论、争辩、设疑、质问、解释、反驳、指令、提示、警告、劝说、总结等等，课堂上充满了各种教师话语，课堂的艺术，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话语的艺术。显然，陕西商丹高新学校这位涉事教师话语艺术扭曲到恐惧、肮脏到诡异、阴暗到残暴，甚至已成为三尺讲台上潜藏着的鲜活生命的扼杀者。

近年来，因为个别灵魂工程师那张肆无忌惮却又井井有条的嘴，跳楼、服毒自杀身亡的学生不在少数。而每次发生惨剧之后，学校也往往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被语言暴力欺凌和扼杀的生命在“师道尊严、师权为上”面前凋零如叶。

我从2005年就开始关注师生冲突、校园暴力等校园安全问题，曾撰文《比凯米拉更长的伤疤》来分析全国频发的刑事案件。陕西教师辱骂学生事件最令人可怕的是，这种威胁校园安全的因素竟然来自教书育人的老师，而且这种“威胁”持续了那么久，教师变着花样辱骂学生都变得“才尽词穷”，其过程可谓毛骨悚然、令人发指。

网上有一些文章从“恨铁不成钢”的角度为涉事教师“开脱”，其实这些发声都是多余的，此事件本身与“恨铁不成钢”一点边都不沾，涉事教师恨的是“差生”拖了班级后腿，影响了自己的业绩和奖金。“下学期你最好不要来了，如果敢来，我一定把你掐死！”这句话连一棵树都能听得出来与“为学生好”无关。

还有诸多媒体人深刻地分析了事件的根源，将事件的罪魁祸首归于“应试教育体制”，并提出了很多进行教育评价改革的建议，比如：改变唯分数论、班级成绩与老师业绩挂钩，改变升学率与学校管理者政绩挂钩的价值取向、考核标准等等。不能不说陕西辱骂学生事件与以上因素不无关系，也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环境和因素导致了涉事教师为了个人利益“发恨”；但，我们知道在高考指挥棒永恒不变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教育“变法”之路走了几十年也未曾改变“唯分数论”，指望周期这么长的变革能够立竿见影地解决现实问题，可以说是“隔靴搔痒”。

可话说回来，并不完美的教育制度与毫无师德之间其实也并无关系。教育体制和选拔方式一直站在那里，全国那么多教师都能做到爱学生、激励学生，又为什么陕西这位涉事教师却格外“与众不同”？我个人认为，这与一个人的修养和品德有关，不论分数如何重要，升学如何残酷，奖金如何诱人，师德师风败坏都不能让以上的理由买单，一个人内心丑陋和邪恶在净土之上是难以掩饰的。

据报道，涉事教师记过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从一起“校园暴力”带来的严重后果来看，这种处分远远不够。我同意有媒体人说的，法治社会，“法”是道德外评判很多事情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学校绝非法外之地，涉事教师不但严重违背师德，违背我国的教师法和教育法，甚至还可能触犯刑事法律。

在课堂语言暴力的今天，很多生命就像倒下去的油菜花；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让孩子成为心灵完整的人，热爱生活和生命的人，但当教育彻底让孩子不再喜欢这个世界，甚至用选择放弃生命的方式理解和感受教育，我不知道这种教育除了教会“绝望”，还能有什么意义？！

心理伤害是孩子意志的退化，是孩子灵性和个性的磨损，是国家自由和创新的消亡，而使用语言暴力的教师就是犯罪，莫让教师“黑话”成为孩子的“心灵之灾”！

翟良：四部委整顿一周年 严政能“减负”吗?

2018年1月23日召开的“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教育部部长明确提到，“大力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件事迟早要做，迟做不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

2018年2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四部委联手“减负”马上一周年，而在过去的“整顿”的岁月里，“减负”了吗？事实上，尽管“整顿”力度堪称史上最严，但丝毫没有改变家长砸锅卖铁为孩子报辅导班的决心，相反，家长报课外辅导班的“热情”有增无减。

笔者也是一名高二学生的家长，自新政以来，我并未因为“浩荡无边”的整顿而动摇了为孩子报合格考辅导班的决心。不报能行吗？不报孩子拿不到高中毕业证，甚至都会影响到高考的录取。

不管“鸡汤”也好，“米粥”也罢，家长才不管您在整顿的路上有多么“幽默”。

这场四部委与家长之间的“默契”，不能不说也是史上最有戏剧性的“尬聊”。

我们都很清楚，火爆的校外培训机构，不仅仅是其宣称的“能满足学生对教学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更重要的是，参加校外补课俨然成了当下中小学生的一种刚性需求（亦或是中国每个家庭的刚性需求）。其实，不相信“鸡汤”的人也知道，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仍靠分数决定升学命运现实背景下，中国家庭对校外补课的需求靠所谓的“减负”不可能一下子杜绝，也不可能杜绝的了。

另外，在这场“车轮滚滚”的整顿中，对有资金、有实力、有品牌的教育机构而言，无疑是“蓬荜增辉”和“锦上添花”，不差钱的教育机构经过“规范”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补课费用进一步上涨，使得家庭在孩子校外培训上的经济负担更重，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直接失去参加校外补课的机会，这是否又衍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呢？

在整顿者看来，辅导机构强化了应试，势必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今天的应试环境与社会用人标准、教育体制、学校教学导向等都是分不开的。辅导机构只不过是这种顽强的环境下的必然产物，而让辅导机构为应试“代人受过”，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逻辑。

要做到校外培训与校内教育教学行为兼治，而真正要让培训班失去生存土壤，还需从高考指挥棒上“施刀”。高考指挥棒不变，谈“减负”也有“掩耳盗铃”之嫌，毕竟在一根梁木做的独木桥上高喊“减负”，是一件很苍白的事情，别指望家长和考生会“领情”。

再说说学校教学，当今的教学还没有做到因材施教，如果课堂教学没兼顾到每一名学生，那么排名在后的学生就只能选择补课了。学校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质量，使课堂教学多元化，多部门在加大力度治理培训机构的同时，还要追究学校教学管理这个源头，才能真正起到效果。

最后，笔者一直不想讨论高考改革对“减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但还是简单一提（以后细分析），我个人认为，不论是减少考试科目、降低考试难度、增加考试次数还是将“会考”成绩纳入高考，这些措施都是失败的，不仅没有“减负”，反而使得考生的备考负担更加严重。如果认清了高考竞争所反映出来的复杂性，就不会指望高考改革来解决“减负”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减负”一直徒劳，再次板起“严厉”的面孔，难道就“行云流水”了吗？

翟良：劝退学生全部归校，粗暴教育影响孩子一辈子

今年3月初,河北沧州一中12名高中生因在校携带或使用手机陆续被劝退，目前12名学生已全部返回学校学习；尽管结局让人“欣慰”，但粗暴的野蛮的管理仍值得社会反思。我近来孤陋寡闻，今天才看到这一则“劝退”闹剧，不禁吸了一口凉气。笔者看到，沧州一中曾高调声明，“严肃执行校规，体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学生携带或使用手机被劝退，从顽强的应试角度来看，这种绝情的处罚方式貌似有“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再加上“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声明，显得更为“苦口婆心”、“用心良苦”！

从头到尾，校方一直拿校规说事，面对多方热议与批评，校规似乎成了校方证明治校有方的最后的杀手锏。校规为何物？校规也不仅仅是由校方单方来制定，教育法规定校规的制定应该由学校、学生和家长共同制定。即便校规拒学生、家长于门外，但再冷酷的校规也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也不能随便以一纸“校规”剥夺学生法律赋予的受教育权。笔者检索发现，2014年9月1日起执行的《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三十七条规定，对违反中学生守则和校规校纪或犯有错误的学生，应耐心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不要轻易处分；不应以停课、劝退等形式剥夺学生学习权力。

《细则》同时规定：“给予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处分的，须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河北沧州一中在行使作出劝退或变相开除学籍处分时，显然不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没有法律法规规定携带或使用手机的行为就应该付出被剥夺受教育权的代价。

更荒唐的是，孩子们被通知劝退后，家长们多次问学校劝退学生的依据，相关人员答复，“学校学委会上，校长提出‘用手机的学生就要被劝退’ 后，参会人员没有反对，就通过了。”在沧州一中学校学委会就是校规，校长一句硬邦邦的话就是校规；在沧州一中劝退进而剥夺学生受教育权是那么的冰冷和霸道。这12名被“驱逐”出校园的孩子，内心会想些什么，我们侧耳倾听便会很清晰，教育若是极端到习惯于恶狠狠地“一脚踹倒”，当教育既没教也没育地做着“无人的教育”，教育该有多么狰狞和可怕！

沧州一中单方面制定的校规带有强烈的行政意图。如果行政手段在校园是绝对的权威，那么行政人员至少对教育一知半解，很荒谬。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管理缺陷是严格有余而宽容不足，对学生思想行为的限制依然是“整人有余而人性不足”。毫无疑问，缺乏宽容精神的学校管理对教育来说注定是一个悲剧。

末了，沧州一中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坚持教育育人的根本宗旨，践行以生为本、教育为主的教育管理理念，在批评教育，本人认识错误的基础上，要求12名学生立即返校学习。既然懂这么多教育理念，为何一开始却违背这些理念去选择“杀鸡儆猴”的粗暴做法呢？其实这件事，用得着调查和听取各方意见吗？一名校长如果没有法制思维，指望他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就更没戏了，而这样的混沌校长不做也罢。

翟良：毕节四留守儿童中毒身亡谁之过？

据报道，9日23时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父母均在外打工。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悲剧在毕节市并非首例：2012年11月贵州毕节５名男童被发现闷死在街头垃圾箱内，因家庭贫困，他们曾流浪多日未获救助。

前者为孤苦而亡，后者为取暖而死，人间悲剧竟频频降临在留守儿童身上，让人沉闷和心痛。

毕节四兄妹的死亡，再次将该如何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问题严峻地摆到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出现的一群特殊儿童，这个群体的统计数据让人触目惊心：我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留守儿童超过4000万，绝大部分留守儿童生活在经济贫困、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区。这组数据会让人心生疑问：“我国20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儿童尤其农村留守儿童生存权、发展权的司法制度，但为何今天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悲剧事件却频频发生呢？毕节四兄妹之死，究竟谁之过？”

对于毕节四留守儿童中毒身亡责任归属问题上，网友各执一词，有很多网友将四留守儿童中毒身亡的责任推到其父母身上，认为父母只顾异地打工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从表面看，毕节四兄妹之死，作为监护人的父母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四个孩子生活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顺利成长受影响），心理上无法得到及时安抚，致使其成长和发展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最终导致孩子生存权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然而，我们又不难理解，亲生父母又何尝不想让四兄妹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享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实现自身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呢？另据媒体报道，毕节四兄妹的父亲外地打工，母亲3年前“被人拐跑”，爷爷奶奶已去世，外公外婆年迈无法照顾四兄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子的分离是“制度”上的分离，四兄妹无人抚养、照顾的事实又暴露了监护人缺失的问题，而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早有对完善留守儿童委托监护制度的规定。另外，2012年毕节5名流浪儿中毒死亡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设立了“留守儿童关爱基金”，采取了“一对一帮扶”方式，教育部五部门也发文，要求建立16岁以下留守儿童登记制度，以保障将其纳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可见，当地政府措施很强，但从今天四兄妹中毒身亡的事实来看，当年的措施更像是一场漂亮的“彩排”。亲子分离的无奈，委托监护制度的疏漏，“一对一帮扶”的虚设，国家相关部门红头文件的脆弱，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喊了近20年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拖泥带水”，我们不幸地看到，那些柳芽般的留守的生命依然在一片关爱声里绝望地终结。因此，我们将悲剧的责任“一股脑”推到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庭身上，无疑会让这个原本苦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据毕节官方称，毕节四兄妹喝农药身亡并非家贫，理由是死亡儿童家有价值20万元的房子，有3000元存折，房屋里有两编织袋腊肉，屋旁还养着两头猪。官方的思维逻辑很简单，有价值20万元的房子和3000元的存折毕节四兄妹就不应该死，官方的“经济头脑”让人佩服（经济问题是留守问题的主因），但却淡漠一个事实：维持留守儿童生命的不仅仅是必需的吃喝，缺少关爱与抚慰比缺少吃喝更恐惧。

显然，留守儿童的孤苦无依甚至内心的绝望，其实在遭遇情感上的“贫穷”，四个幼小生命瓜秧般的枯萎，死亡的不仅仅是几个脆弱的生命，死亡的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20年来，我国在农村留守儿童在生存权、发展权和特殊状态下的权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政府和社会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安全、福利和权利服务的不足。笔者认为，应在坚持农村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之上，从立法、行政、司法入手，构建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为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驾护航” 。一是应从监护资格、监护职责、监护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子女的委托监护制度，使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期间也能获得安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充分保障；二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创建农村留守儿童托管机构（建立“假日学校”），或者政府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介入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救援体系，弥补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尤其是亲情方面的缺失；三是建立国家扶助机制，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放开户籍限制，实现地区城乡间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但现实的问题告诉我们，文本权利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能够将梦变成现实的是执行程序的保障。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程序法的制定，增强现有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使农村留守儿童权利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避免农村留守儿童类似悲剧的重演

翟良：教师“同质化”严重个性化教学莫急功近利

目前，笔者在对北京市至少十余家课外辅导机构教师专业发展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在教学风格、专业知识、理论素养、科研选题等方面，某些课辅机构的教师，出现了“千人一面”的雷同现象。尽管课辅机构为实现招生目标齐刷刷地喊出“个性化教学”，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是否真的“有个性”，这令人十分担忧。毋庸置疑，教师专业发展的“同质化”倾向将严重影响教师的健康成长，同时也不利于课辅机构的多元化、特色化发展和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教师“同质化”的原因

“千人一面”一词最早出于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没想到二百多年后，当今的教学课堂将这一成语体现的淋漓尽致。

教师专业发展的“同质化”不仅在课辅机构凸显，在公立学校也较为突出。尽管这一现象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个性化的教学，但由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此种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有媒体称，我国教师成长背景中深刻的“应试教育”印迹，是促使他们专业发展“殊途同归”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专家王宗琦先生告诉笔者，不论公立学校还是课辅机构，教师专业发展“同质化”现象都普遍存在，也是一种“老现象”和“老话题”，只是应试的功利性覆盖和掩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尤其是在迅速提分的课辅机构“同质化”倾向更为严重。

课辅机构大多以培养的专职教师为主，具有来自不同地区的优势，来源多元避免了“同出一门”的现象发生，但在家长快速提分的要求下，教师“速成”并产生最大价值就成了迫不及待。文新学堂助理总裁张玲君说，公办学校的教师来源过于单一，一个地区、一所学校的教师多为本地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同出一门”、“近亲繁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视野狭窄，也导致了教学观念与方法的严重雷同化。

在K12教育市场，各大教辅机构各显神通竭力宣传与众不同的“个性化教学”，这种集体式宣传和推广的背后是否意味着课辅机构对这一理念的认同？据笔者调查，有些课辅机构对外“推崇”个性化教学，其实在教学中却尽力去除“个性化”。同一种教法和教学风格的教师不至于在有需要调换教师时引起学生的不适和反感，大多课辅机构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不会强调个性化教学。

因科制宜，进行培训研修

目前，不论公办校还是课辅机构教师培训内容过分“标准化”，举办的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研修班等，用整齐划一、“同质化”的内容，对不同发展层次的教师进行培训，这样的培训内容注重教师群体统一性、标准化的共性需要，却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层次的教师个体化需求；注重了以谋生为特点的教师职业课程培训，忽视了以自我发展为基础的教师成长课程的培训。

破解教师“同质化”发展的困局，一所学校或者一家课辅机构的指导思想是关键。专家认为，应试下的学生提分不是填鸭式灌输的结果，与学生的非量化品质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尊重个性差异，支持个性成长的课辅机构往往获得好的教学成果。“对所有教师进行全方位考察，根据其自身情况和发展优势，并结合学科特点，因人制宜，因科制宜，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是避免教师专业‘同质化’的主要措施。”

为破解教师“同质化”倾向，也有机构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应对措施，比如对纳入培优计划的教师，根据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客观上存在个体差异和个性差异，应因科制宜，因人制宜，积极探索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方法与新机制，为其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培训“套餐”。文新学堂助理总裁张玲君说，他们也为此动了很大的“脑筋”，推行了“同课异讲”，以头脑风暴的形式，鼓励教师将自己的教学思维和方法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让每位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兴趣、特长、进行个性化的施教。

“同质化”走向“个性化” 是整个教育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教师“同质化”严重，就不存在“个性化”的教学，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没有不同，“个性化”教学的推广也就成为“掩耳盗铃”之举，不论公办学校还是课辅机构都要充分尊重每一位教师的教学特色和发展优势。

“个性化教学”必然要求要为不同教师设计不同的、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但这种方案不能只走过场，要力求有助于每一位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若实现“同质化”走向“个性化”，就要支持教师拥有自己的教学主张，教师没有自己的教师主张是可怕的。人因思想而独特，而“伟大”。没有教学主张就意味着没有对教育的自主性认知和自觉性思考，就没有自己的判断和思想。这样的教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照本宣科，就是上行下效，就是人云亦云，就是集体无意识。

破解教师“同质化”的发展迷局，一两家教育机构重视并不够，这是整个教育界应该努力的方向。

翟良： 行业堕落莫图一时之快

明知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却还要去松一松土，就是自古至今的“挖墙脚”。

遥想那距今2800年历史的“铁打的襄阳城”，当年被残酷地挖墙脚的时候，那些角台、敌台、烽火台、垛堞是经受了怎样的“强攻硬打”？

如今，教育行业内也不缺伸手松土的人，若见竞争对手坐拥百城繁华，尽享静谧人生，便起了一丝贼心，先是诽谤诋毁一番，而后手脚并用挖客源、抢地盘。

不论如何，“夺人所爱”是一项技术活儿。夺得好，人财两旺；夺不好，臭名昭著。所谓功成名就，有一种就是从挖墙脚变来的，这乍听起来不够光明正大。挖的人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碗饭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自己大块吃肉的时候，别人自然恨得咬牙切齿。如此一来，那双不干不净的手自然行动诡秘、偷偷摸摸起来。

然而，也有明目张胆，借着光芒万丈“偷”的人，不仅动手挖，而且要字正腔圆地喊出来，京剧一般地讲究着高平调、降升调、中降调和中升调。

更为吃惊地是，我们竟然也能听得出不是京音而是湖音。

尽管教培行业死的死、逃的逃，当然“半死不活”的也不计其数，但社会刚需让这块烧焦的赤壁硝烟不断，邦国林立。有人说利益面前的生生不息，是最可怕的力量；也有人说利益面前不择手段挖面墙脚也是人之常情的勾当。

在如今越来越多的商业化操作的行业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很多人将“金钱驱动”理念奉为圭臬，导致成熟的或刚冒丫儿的平台都习惯了“挖墙脚”，并美名其曰“招募管理”，究竟以何招募，这点就透露着各邦国间的“小聪明”。

随着现今教培成熟市场带动了一大批的机构发展，在各个机构尝到了“第一桶金”后，开始不断的去尝试“第二桶、第三桶金......”在有限的精力无限的思维开始下，有个别机构绞尽脑汁研究铁锹、䦆头的功能，而且挖起来“乐不彼此”。

在这场“抢战”中，“诋毁”成了揽客奇术，阳光之下，类似于挖墙脚、抹黑等见不得光的行径大行其道。一些道德缺失的行业人员在争抢客源中淋漓尽致地重演了“厚黑学”的精髓。

恶性“挖墙脚”，往往都是为“争一时输赢而图一时之快之举”，期间，为达到“一抢到底”的快感，还要夹杂审判式的诽谤与诋毁。“图一时之快”似乎是赢了，但最终对自身而言百弊而无一利。如果“动土者”是在诋毁原东家的情况下，要保持冷静。我的一位教育家老友凌宗伟先生说过，一个观点说出来，至少要考虑是否有违法律法规，当我们发表言论的时候，还是应该审慎一点。

“挖墙者”挖的时候尽管并不光彩，但无时不刻不憧憬着辉煌的那一刻。尽管今天也有些言论为“挖墙脚”拼死护卫，反对讲“挖墙脚”道德绑架，但这种出于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在恶意诽谤诋毁下的“挖墙脚”确实不很厚道，它是实实在在的破坏伎俩。

另外，还要庆幸，“被挖”，证明那座城池谷物多、良马多。

“明里偷油，暗里盗车”也是一种卑微的活法。

翟良：优胜教育“跑路” 消费模式背后隐藏信任危机和风险

10月21日晚7点，陷入“携款潜逃”漩涡的优胜教育创始人陈昊在直播平台露面，并表示自己没有跑路，不仅要还债，还要颠覆这个行业，回馈大家。关于“跑路”，前有健身行业、美容美发行业、琴行“跑路”，近几年又陆续有教培机构“跑路”，教育机构何时成为了“江湖大盗”，这个行业还有多少底线值得消费者信赖，这些震耳发聩的疑问已经成为了沉重的社会话题。

陈昊哭了，这次没了“怼人”的力气

天津卫视求职节目《非你莫属》中的优胜教育CEO陈昊个性张扬，以喜欢“怼人”著称，给观众留下了“正义感”的印象。

“怼”是近些年大火的网络流行语，其实是杠精的“怼”竟也有“智商怼人神句”，貌似怼天怼地怼自己就是“英雄”般占据网络的时空。

公开资料显示，陈昊是优胜教育创始人，1978年出生，从事个性化教育研究20年。而他真正意义上的“出圈”是因为担任《非你莫属》的BOSS团成员。

陈昊的“怼”已“摇滚成风”，在山东卫视《求职高手》节目中在与一位海归求职者的交流过程中言“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更直言其在国内缺少长期且正式的实习过程，某种意义上“不如国内的本科应届毕业生”。

而正是体格敦实、性格“正义”的陈昊10月19日被传言“跑路”，紧接着优胜教育总部被爆“人去楼空”，而事实上，10月19日上午，优胜教育北京总部所在的光华路SOHO被人群包围得水泄不通，其中包括前来声讨退费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家长的诉求是全额退掉预缴的学费，员工则是要求优胜教育把拖欠的薪资补上。

10月21日晚7点，优胜教育创始人陈昊出现在直播间，只是与在《非你莫属》节目中不同的是，擅长强硬“怼人”的陈昊却哭了，声泪俱下，“落寞”的发型和眼神蜷缩成团，“我以前没有像今天这样哭过，我相信可能是心里面太压抑了，觉得对不起大家”，并表示“我活下来，我就要颠覆这个行业”。

法人变更，“那是我亲妈。”

网上有个段子：“当有一天，和你相熟的一个健身房私教突然告诉你，现在续课有大幅度的优惠，劝你抓住机会时，你就要当心他们或许要跑路了。”

这句话用于教育市场似乎更为贴切，因为那些连锁教育机构，跑起路来，比健身房还要跑得快。有网友称，“15年的教育机构都‘跑路’了，现在真是什么长期缴费的都不能信了，我理发宁愿没次给钱贵点，也不办卡。”

陈昊在早前直播间总结了优胜教育所犯的错误：首先、2018、2019发展速度过快，优胜出现不够规范的地方，比如教学点楼层过高、教学环境不够安全，为此进行大规模换校址，全国近50%的校址重新选址装修，造成大量资金消耗；其次，因陈昊个人管理决策失误，造成很多校区现金流没有以前健康。从2019年开始，多家加盟商迫于经济压力，将学校留给优胜经营，陈昊称其为“甩锅”。

今年四、五月，优胜教育资金链已经陷入快要断裂的状态，“我们卖房卖车、高管集资，把所有能够动用的钱都投上去了。”

今年10月14日，优胜教育的法人身份由陈昊变更成唐芳琼。这是否意味着陈昊要甩锅了？

法人变更的背后，是优胜教育一系列债务纠纷。天眼查APP数据显示，优胜教育涉及57起法律诉讼及40起开庭公告，其中包括大量劳动合同讨薪的案例。从判决书中可以发现，面对讨薪者，优胜教育表现了常常拒不出庭的态度。

对于更换法人这一操作，陈昊表示，主要是担心一旦自己被劳动仲裁，没法贷款，所以将法人变更为母亲唐芳琼，“法人是我亲妈。”

　名师个性化教学 家长：全靠包装

对于今天兴起的“OMO”教育模式，优胜教育董事长陈昊在2018年8月接受CCTV2采访的时候，就曾提过。

陈昊更是在采访中说，优胜早在2015年开展网校项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铺设教育OMO模式平台，只是那时还被称为线上线下混合交付模式。

从以往媒体报道中显示，优胜教育作为深耕教育行业十五年的专业教育品牌，一直倡导“个性化”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学能教育和习惯培养，塑造孩子优秀的品格和全面发展。

而正是坚守“个性化教学”甚至坚信“字典里，只有优胜，没有劣汰”的优胜，却被丛林法则的市场无情地“淘汰”。

据了解，优胜教育一对一6个月的套餐会有180节课，每节课单价大约在22元左右，如果你选择的是更多时间的套餐，那么每一节课的单价都会有所下降，这是优胜教育给顾客的专属福利。优胜也设有国际次套餐，价格就会稍微贵一些，一节课大约在28元左右。

但问题来了，优胜教育是线下实体教学，基本上都是中教老师，有不少家长认为，优胜教育的教学模式是偏向应试，学英语口语自然没什么效果。

北京朝阳区的一名家长向《环球人物》记者称，“老师问我家孩子‘你想听啥？’欸你说，孩子要是知道想听啥，还需要你补课吗？”

这位家长在优胜教育不断和家长灌输“要涨价了”的说法之后，花七八万元报了一个私教课，钱是一次性付清的。

而后家长却大倒苦水：“这种私教课号称有名师教学，其实就是瞎忽悠。后来上课了才知道，都是些没什么经验的大学生。”更令家长气氛的是，优胜教育的老师的推销能力比教学更胜一筹，几次去优胜教育校区，结果每次在他们那里都是最后一天。

作为课外的“个性化教学”，如果只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便失去了“个性化”本有的内涵与意义。

一位资深教育撰稿人有些激动地告诉笔者，“那些厚着脸皮喊着‘让个性化教育进行到底’‘把个性化教育做到极致’的摇晃的头颅实在是违背教育良知，教育原本的样子被搅成这样，让人痛心！”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有别于学校课堂的“个性化教学”，如果蓝得依然像“一江春水”，如果坐在船上的“徒儿”越来越多，只能说明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戏”演得真好。

预付款沦为陷阱 无监管会引发第二个“优胜”

如今，品牌餐饮业都会打出多种办储值卡的推销内容：有当日办当日免单的，也有持有储值卡终身享受折扣的，还有充值多少返多少的。

储值卡实质是由消费者首先对商家授信，预先付费，然后延期消费其服务和产品。

商家在宣传中认为，这种方式能培养消费者的忠诚度（锁定客户），其实是经历过疫情伤害的餐饮业，从消费者那里“众筹”资金以抵抗风险，有利于企业回笼资金，同时也能通过售卡打折等方式让消费者获得实惠，这一招也是在借鉴其他行业预付费的经验。

然而，这类性质的“存款”，如果没有规范的监管，还将引发更大的问题。

对于家长退费无门的现象，王后雄教育创始人马巍表示，从2018年起，就有明确规定，教培机构的收费“不得超过三个月”，今年4月16日，教育部专门发文并下达各地教育局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违规提前预收培训费。“教育培训行业的收费方式都是预收，也就是家长先交学费后上课，并且是要一次性缴纳未来一段时间的费用，一旦遇到教培机构‘跑路’，所交预收款就会很难追回甚至‘打水漂’，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强对预付款模式的监管措施，尤其是加大教培机构预收款的监管的力度。”

马巍说，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2012至2019年全国各地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预付费消费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长期位居服务类投诉的前五名之列。“预付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然而近年来，众多培训机构卷巨款跑路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公众对教育培训机构产生信任危机，家长消费今后会愈加谨慎。”

有业内人士建议政府监管部门介入预收款问题，可以尝试将培训机构营业额流水的30%缴纳至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定账户。账户内资金仅可用于支付教师工资等基本保障运营性支出，一旦出现恶性事件，监管部门可以用这部分资金给予家长补偿。

这一措施的优点是政府出面，以强制力保障征收和监管；但缺点也暴露无遗：大额现金限制使用在低利润率背景下增加机构压力，一旦出现问题，储备金不足以全额赔付。

看来，预付款乱象监管的问题，仍需静待。

结语

当“跑路”成为一个行业的热词或标签，当“跑路”后家长卖房的钱仍然“风涌云起”时，我们不禁感叹某些教育行业的吸金能力。教育本来是朴素、简约、爱和善良的体现，如果教育“跑路”，比家长预付款损失更为惨重的是，这种违背教育本质和品质的行为给报班的孩子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害，肆意划破教育本来的样子本身就是对社会规则的破坏，也是一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