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要读“尚书”

小编按：《尚书》记录的是中国夏商周时期的思想传统，是周代思想的集中体现。一个民族最早的思想作品，就是这个民族精神的种子，历史的演变，即是这些早期的精神种子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自我生长。哈佛大学研究学者（2014-2016）、 CCTV“学者说书”栏目主讲嘉宾杨鹏，在“《尚书》二十讲”中，带你“无障碍”读《尚书》！

本书是我的课程 “《尚书》十九讲” 的整理稿。

我在讲 《尚书》课程之前，考虑到 《尚书》内容宏大、词句艰深，决定先讲完 《史记》《道德经》《论语》《中庸》《诗经》《大学»，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 《尚书»，学友们也能有一个国学知识的准备。我讲完上述课程，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记载了虞、夏、商、周君臣的谈话、誓词、诰命等，内容主要是治国经验和教训，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政治神学或哲学的记录，谈话人有一种文明原创期特有的宏大深邃、质朴自然的精神特征。

《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君臣的言论，但因为传统文献形成于西周和东周，所以其表达的是中国周代的思想。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高峰，研读 《尚 书》是攀登中国思想的珠峰，是俯视中国思想史的高点。

精神的种子埋入历史的土壤，逐渐生长出历史的事件。从 《尚书》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精神原生的形状，也能发现一些指向未来的重要信息。

一个民族最早的思想作品，就是这个民族精神的种子。在中国，就是最早的史书 《尚书》和最早的诗集 《诗经》等。很大程度上，历史的演变，是这些精神的种子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自我生长。

《尚书》所表达的周朝制度和文化传统，是君主—贵族共和的封建制传统。周代封建制度经过近八百年的演化，到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后才逐渐式微。秦国以君主中央集权的秦制终结了周朝的贵族封建制。秦制形成以后，也逐渐生成与秦制配套的文化。秦制文化与周制文化有断裂，也有继承。

学完 《尚书》的全部课程，把 《尚书》的思想放到世界上去比较，我们会发现周制文化传统远比秦制文化传统更具有人类的普遍性，更容易与世界文明产生正向共振，对中国来说也更具有未来秩序建设的意义。站在未来看中国的历史传统，周制传统比秦制传统有更高的精神价值。

《礼记·玉藻》中记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君主有行动，左史书写下来。君主有言论，右史书写下来。《尚书》以言论记载为主，因此属于右史的范围。

秦朝君主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之前，朝廷史官往往出自世袭史官家族。史官家族形成了史官的职业道德传统，他们追求历史记载的公正性，在记载君主重臣言行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汉书》中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古代君王，世代有史官，君主所为，必被记载，所以君主言行谨慎，昭明法则规范。以历史记录呈给历史审判，这是中国先秦政治特有的一种权力约束方式。

中国国学经典不少，最令我内心震动的，是 《尚书»。《尚书》格局之宏大、思虑之深远、德性之刚毅、行为之务实，有一种宏大的神圣的力量运行其中。

《尚书》与后代史书

《尚书》与后代史书的精神气质不同。人们习惯上把司马迁的 《史记》当成中国史书的典范。《史记》当然是伟大的史书，人物性格描写堪称经典，诚如鲁迅评价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在讲解“《史记》人物评点”五十讲的时候，与学友们一起体会了 《史 记》的魅力。但在研究 《尚书》时，我体会到 《史记》内含的精神力量远不如 《尚书》那么宏大深远，那么震动心灵。

《尚书》和 《史记》记载的历史人物，在精神特征上有差异，似乎不是一种人格类型。

《尚书》中的人物是双层人格: 他们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他们是功利的，也是怀有信仰的；他们是现实的，也是神圣的，他们将现实和神圣两个世界的力量统一于一身。

《史记》记载的历史人物已基本丧失了人性中宗教的、信仰的、神圣的一面，似乎更多的是单一的、世俗的、功利的智能力量在身上，体现出一种单层人格。

《尚书》是神圣性与功利性的统一，能让人明智，也能 让人感动；《史记》 似乎能让人明智，但并不感动人。

《史记》 的精神是世俗功利的。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质疑天道是否能惩恶扬善: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受宫刑，可能是他怀疑世界秩序公正性的原因。这与 《尚书》信仰天命、相信历史向善的精神全然不同。

《尚书》与诸子百家

《尚书》是史书，不是理论著作，但其所记言论的核心内容是讨论治国之道，与后来诸子百家关注的是同一内容。诸子常常引用 《尚书》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例如《尚书·康诰》在先秦诸子文献中被引用过三十一次。

《尚书»与先秦诸子的关系，有这样一个比喻: 《尚书》像思想的树干，而诸子百家更像是向某一个方向延伸的枝叶。比较起来，真正超出《尚书》话题和思考之外的似乎只有庄子那种追求个体生命自由自在的部分思想，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枝叶都长在 《尚书》的树干上。

《尚书》与诸子百家还有一个重要差别，诸子百家大多不是核心主政者，而是关心治国之道的士子，他们 的行文有“说王之术” 的风格，而《尚书》中的主要人物是核心主政者，君主或首辅重臣，他们是思想者，是立法者，也是组织行动者。例如 《尚书》中涉及周公相关言论的篇章多达11篇，《尚书》的核心思想也出自周公。周公是西周开国元勋，是周武王的重要辅佐，周武王去世后辅佐周成王，担任摄政王七年之久。周公平定 “三监之乱”，营建洛邑东都，兴礼制乐，是西周思想和制度的重要缔造者。《尚书》人物的政治地位与诸子百家的政治地位不同，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行为特征也有所不同。

《庄子·天下》中记载: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后代学者，不幸的是看不到天地之纯粹，看不到古人之大领悟大格局，道术将在天下分裂开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更像是从 《尚书》思想中分裂出来的。

《尚书》的版本

关于 《尚书》版本的历史流变问题，陈梦家先生的 《尚书通论»、刘起釪先生的 《尚书学史》中都有完整的研究。

在西汉以前， 《尚书》并不叫 《尚书»，多称 《书»。《尚书》的称呼，是西汉以后的事，意思是 “上古之书”。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教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中 “书” 即指 《尚书»。孔子教 《书»，手中一定有 《书»，但孔子所用的 《书》是哪一种版本呢? 因为缺少史料，现在仍不得而知。

《史记·孔子世家》还记载了孔子 “序书传”， 就是对 《书》进行了重新编辑。此外，还有一个孔子“删 《书》说”。据西汉后期纬书的 《尚书纬璇玑钤》中记载，孔子求 《书»，得到一本有三千二百四十篇的 《书»，孔子从中选出一百二十篇，去掉三千一百二十篇。

孔子讲《书»，如果史料繁多，他可能编一个自己用的简选本。夏商周史官记载的史书，到孔子的时候有近二千年的历史，有几千篇的积累很正常。司马迁的 《史记》中，引用 《书》的篇目尚有六十八篇，今天我 们课程使用的 《尚书校释译论》是二十八篇。

中国历史文献丧失的情况非常严重。一是因为中国古史主要写在竹简上，很难保存，上百年下来就毁坏了。二是因为一些君主只考虑自己的小权力，没有历史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他们会毁灭自己不认可的典籍。《孟子》中讲到毁书: “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诸侯们厌恶这些对自己有害的书籍，就清除了。

历史上有名的毁书行为，有秦朝秦始皇的焚书和清朝乾隆编《四库全书》时的毁书。在历史的文化长河中，短暂的君主权力会被时间的流水冲走，文化思想传统则会超越时间，成为人们的深沉记忆得以延续。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时期，一直在寻求能够研究和教授《尚书》的人。那时，研究《尚书》几乎是“天下无有”，独有一位济南90余岁的原秦朝博士伏生藏有《尚书》残篇二十九篇(其实是二十八篇)。汉文帝派大臣晁错去学习，晁错用汉初流行的隶书抄下伏生《尚书》二十八篇。汉武帝时又有人献出一篇，合并进伏生《尚书》成为二十九篇，这就是《今文尚书》的来源。

据东汉王充的《论衡》(约公元88年完成汇编)记载，汉景帝(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时期，鲁恭王(?—公元前128年)为扩建房子拆毁孔子旧房，在墙壁中发现百篇《尚书»。但《汉书·艺文志》记载说，鲁恭王拆孔子旧房发现的《尚书》版本比伏生《尚书》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是用西汉以前的文字写成，故称《古文尚书»。鲁恭王把《尚书》交给孔子后代孔安国，孔安国又进献给了朝廷。但当时研究伏生《尚书》的学者不接受，双方就真伪进行辩论，这就形成了《尚书》学史上关于《尚书》真伪的持续辩论。但此后，无论是伏生《今文尚书》还是孔安国《古文尚书》都遗失了。

《尚书》这部重要史书，可谓命运多舛。

直到东晋时期，大约在公元317年—318年间，一位叫梅赜的太守献出《古文尚书》共五十八篇，比伏生的二十八篇多出三十篇，被立为官方正本。f唐朝唐太宗(公元626年—公元649年在位)安排编辑的官方《五经正义》中的《尚书»，以梅赜献本为基础。

到了宋朝，又有学者质疑梅赜的《古文尚书》多出篇目的真实性。笔墨官司打了上千年，直到现在还没结束。

唐初唐太宗安排孔颖达等人重新编辑《五经正义》(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其中《尚书正义》以东晋梅赜献书为本，共五十八篇。清朝编辑《十三经注疏»，仍以唐《尚书正义》为本。

20世纪“五四”反传统运动中，出现了以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他们认为不能盲从古代经典，对古代经典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分析。顾颉刚先生把世传伏生二十八篇《今文尚书》分为三组，认为第一组十三篇是可信以为真的，因其完成在西周时期；第二组十二篇不确定，可能是对商朝和西周史料重新进行了翻译，也可能是后人利用古代史料编辑而成，时间可能完成于东周时期；第三组有三篇，应是秦汉之人根据商代传下来的史料编写的。顾颉刚先生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但学术界并非人人同意。

本书所用《尚书》版本及注释，参考了四部作品。第一部是顾颉刚、刘起釪著的《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这是本书主要参考的作品。顾颉刚先生是近现代史学界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许多方面质疑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我对他的许多观点不认同，认为他是在“五四”反传统的思想背景中开始学术疑古的，过强的反传统动机会引偏他们的观点。我更赞同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但是，我们采用疑古学派人物筛选把关出来的《尚书》版本，可能会少一些资料失误的问题。第二部、第三部分别是李民、王健著的《十三经译注·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李学勤主编，廖名春、陈明整理的《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四部比较简洁，是顾迁译注的《尚书》(中州古籍出版社)。他们的译注在许多方面不同，我在参考它们的基础上，对本书所用选文进行了自己的注释和翻译。

此外，想更多了解《尚书》版本复杂演化史的朋友，可以读刘起釪先生的《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尚书》的思想

《尚书》的精神结构有以下特征:信仰上天，敬畏天命。上天通过天命，决定国运及个人命运。天命不是抽象的，其通过民心来表现。天民统一，天命—民心统一，敬天者必须善待民。明白上天对朝廷行为的要求，自觉约束自己符合上天的准则，天命就与当政者同在，护佑国家繁荣稳定，个人身心健康。正如《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之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上天之聪明，通过我民众的聪明展现。上天光明之威，通过我民众的光明之威展现。理解上面的天命和下面的民心，四方的诸侯们要敬畏啊!

要将自己放在天命—民心的统一点上考虑问题。要想成功，必须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什么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周书·蔡仲之命》中记载周公之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伟大的上天，不因血亲关系而保佑谁，只辅助有德性之人。民心并不永远忠于谁，所怀念的只是实惠利益。

上天恩惠民众，当政者必须保障民众的实惠利益。对上天有宗教信仰，对民众有实惠保障，信仰与实利紧密统一在一起。要求在天人之间的格局下安排事业和人生，这是《尚书》的根本思想。

天命论覆盖《尚书》，但并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宿命论式的天命论，而是一种要求人积极努力去争取天命与自己同在的主观意志的天命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所以重在自强不息，明德行德，明善行善，成为服务民众的有德性的领袖。这种观点认为，天命是可以用有德性的行动去争取的。《尚书·吕刑》强调:“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实现上天之德，自我做成天命。

明白了上天的要求，结果就看人的努力了。在这个意义上，在相信天命覆盖的前提下，人的命运由自我决定。《尚书》不是消极的天命论，而是积极的天命论，是“自作元命”的天命论，是以德配天的天命论，是积极有为以待上天选择的天命论。

《尚书》形成于周王朝时期。周王朝前后延续时间近八百年，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我们今天熟悉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商鞅、荀子、韩非等诸子百家，都属于周朝的思想家。在大家的印象中，秦王朝很强大，但其实秦王朝是个仅有十五年寿命的短命王朝，且在文化上破坏多于建设。秦王朝有致命的精神缺陷，远不能与周王朝相比。

《尚书》是夏商周思想的结晶，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传统，对我们个人掌握历史、顺应自己的天命，对中国社会未来的价值和制度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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