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景色寂寞的老翁是一样的

翁同龢晚景凄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膝下没有一儿半女。

其实，翁同龢是有家室的，20岁那年，他聚汤孟淑为妻，妻子比丈夫大一岁。遗憾的是，九年之后，汤孟淑因病去世。两年之后，翁同龢又遵照妻子的遗嘱，收纳汤孟淑的贴身婢女陆氏为妾。据说陆氏虽然相当勤快，却相貌丑陋，翁同龢不想违背亡妻的遗愿，才“按夫人遗嘱，立侍婢陆氏为妾”（《翁同龢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廿二日》）。陆氏虽比丈夫年轻十来岁，却也走在丈夫前面，而且没有生育。因此，人们往往认为翁某是“天阉”，即没有生育能力，不能行男女之事。据说翁同龢五十来岁时，一个不明底细的同僚到他府中拜访，劝他说：“您的爵位与声望都无与伦比，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儿女承欢膝下，为什么不聚一房妾，以延续祖宗的香火呢？”当时有不少仆役侍候在身边，翁同龢微微一笑，指着仆役们回答道：“我如果聚了妾，不是便宜了他们这班小子么？”顿时，主宾与众仆役都笑成了一团。

《红楼梦》中有“人生莫受老来贫”之说。“老来贫”是翁同龢晚景凄凉的又一个原因。

应该说，翁同龢还是比较清廉的。身为户部尚书，有一次他主持了向某国的贷款。事后，有关部门把一大笔回扣进献给他。翁同龢不但非常恼火地坚决拒绝，而且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光绪帝奏报了。光绪勃然大怒，立即派人秘密调查，凡是收受了回扣的，都准备严加惩处。然而，仅仅过了一天，当翁同龢再次见到光绪时，光绪却道：“昨天的事情，不必再追究了。”说完，一声长长地叹息：原来，慈禧太后也接受了回扣呢，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再追究！身为帝党首领，翁同龢深受后党之忌。戊戌维新一开始，慈禧太后就找了个借口将他“开缺回籍”。临离开京城之际，直隶总督荣禄知道翁同龢相当贫困，就赠送给他白银千两，翁同龢坚决不肯接受，致使荣禄以为翁某与自己有嫌隙，因很不高兴而心存芥蒂。其实，翁同龢只是爱惜名誉，以此表示自己的清廉罢了。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时，翁同龢正任户部尚书，掌管国库银两划拨。由于翁同龢原本极力反对修建颐和园，承建颐和园的奸商李光昭为顺利从户部取得拨款，先是派人用重金向翁同龢行贿，被翁同龢大骂而出后，另辟蹊径，打听到翁同龢酷爱书法，便假装也是书法爱好者，将翁同龢与其父翁心存的书法编集成册，恭送给翁同龢过目。

翁同龢见到集子后果然大为高兴，于是乎，当李光昭提出需要采办南洋木材的款项时，翁同龢未加思索便应承下来。后来李光昭谎报木价、中饱私囊的事情败露，光绪帝大发雷霆，在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光绪帝质问他：“一本书法集，你翁师傅就把自己给卖了，还卖得这么贱？”当翁同龢辩解说李某是内务府推荐的，又有庆亲王的批文时，光绪打断他说：“李鸿章也找你要银子，还有朕的口谕，你怎么就不批给他呢？”当翁又标榜自己一生清廉、一时糊涂时，光绪毫不客气地反驳：“你是一生糊涂。名利名利，名在利前哪，翁师傅！”其时正是甲午战前，北洋舰队急需炮弹而李鸿章批不到银子，翁某却因一本书法集而把银子批给了奸商，应该说，翁某对甲午惨败负有一定责任：不逐利而追名，往往同样误国！

话说回来，翁同龢确实比较清廉，他在官场数十年，根本没有为自己大置房屋家产，以致丢了官职回到常熟老家时，只有薄田数顷——虽说没有子女，作为朝廷重臣，家中佣仆自然不会太少，因此，根本就不够开销。到了年残岁底，实在没办法了，就写信给侄儿翁曾桂，想向他借点银两。翁曾桂是翁同龢担任军机大臣时，“一手挈之以起”，即完全靠着叔父的提携、栽培与照顾，才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其时，翁曾桂已经官居浙江布政使，掌管浙江的财赋、民政等，这可是个大肥缺哟，而且，浙江省城杭州与常熟相距仅仅一天的路程。可是万没想到，翁曾桂接到信后，竟然不予回复。翁同龢气愤、懊恼至极，只得挑选几幅收藏的书画，再摘下朝服上挂缀的几颗珍珠，让家人送到当铺里，才算过了个年。后来，翁同龢穷困潦倒的境况传到了北京，他的不少门生故吏已经在京中官居要职、大富大贵了，大家便凑了一点银子，托翁同龢的同乡孙雄转交给他。这孙雄也是翁同龢的弟子，曾向翁同龢学习骈文，并协助他办理过笔札等。可是，孙雄竟然吞没了这些银子，根本就没有告诉翁同龢。翁同龢的书法早年从习欧阳洵、褚遂良、柳公权、赵孟頫，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号称“乾嘉以后一人”（民国·徐珂《清稗类钞·艺术类》）。晚年免官家居时，不再慕学前人而任意挥毫，益显超逸潇洒。他喜欢吟诗赋词，就随手取纸片作草稿，日积月累，这些草稿他都整箱整捆地保留着。由于他曾是两朝帝师，又是朝廷重臣，再加上特别注重名誉，因此不可能像郑板桥那样卖字赚钱。而他去世之后，书法家的名声更大，一副楹联就价值20两银子。于是，留下的那些墨宝，渐渐地被家人们盗卖得差不多了。

精神上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翁同龢晚景凄凉的重要原因。

戊戌维新之初，他被“开缺回籍”，除了帝党与后党间明争暗斗的因素外，翁某确有“揽权”与“办事多不允协”（《清史稿·翁同龢传》）的责任。然而，当慈禧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帝后，处置就严厉多了：“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常熟县令朱某乘机摆着“公事公办”的面孔，每天带着吏役上门骚扰，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想得到翁某的墨宝而已，当翁同龢满足了他题屏风、书对联的要求后，骚扰势必减轻。然而，来自北京朝廷的阴影却始终笼罩着翁的晚年。现代学者马叙伦在民国年间编撰的《石屋余渖》中，记载了翁同龢亲笔所书的《并未生事帖》：

“具禀

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

本月同龢在籍，并未滋生事端。”

文后尚有“云云”，说明翁某所书，还有一些并未录入。常熟县隶属于苏州府，翁同龢有个学生，是浙江仁和县人，名叫陆懋勋，他在担任代理苏州知府期间，曾亲手接到老师翁同龢的这种“禀呈”。常熟到苏州有一百多里，即使每月由家人或仆役呈送，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更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翁同龢生于道光十年（1830）四月，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陪伴翁同龢40多年的妾陆氏病逝，翁同龢痛吟“已为朝政削官籍，又见妻妾隔幽冥”诗句，以寄托凄苦悲伤之情。同年五月，翁本人也溘然而逝，享年75岁。弥留之际，翁同龢还向守候于病榻前的亲属口占一绝：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

这首五言绝句，似乎是给他从戊戌年（1898）罢官家居到驾鹤西行这整整六年间的凄凉晚景，作了一个注脚。